早期国产电影中的父子关系

早期国产电影中的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电影中，都不曾沿着线性轨迹发展，所以更不存在从传统到现代或从理想到颠覆的过程。由于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电影对父子关系的侧重点都不同，有父辈对子辈的爱、子辈对父辈的敬重，也有父子间因各种误会或者纠缠引发的背叛、憎恨等。但无论哪一种感情，都凝结了国产电影发展的精华，都见证了国产艺术的成长。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政治形势和思想潮流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基于儒学思想的父子关系便在正负面价值的漩涡中挣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令价值观不再呈现二元对立的情况，传统和现代、保守与叛逆也不再是单纯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是文化领域急需明确的问题，也是对国产父子关系电影中儒学意蕴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电影艺术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从不负责推动思想的变革，也很少受到社会思潮的严重影响。所以，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左翼思想泛滥之际，电影也从不热衷于对传统思想的清算，当然也不屑于回应那些相对激进的反传统思想，而这恰好也是其进步的最直接表现。电影就应该着眼于观众生活中的现实，从客观角度批判社会中不合理的存在。另外，其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刻画更注重分寸的把握，且从不将对父亲的褒奖建立在否定封建礼教的逆子形象之上。

　　所以说，在早期的电影中，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的价值观。换言之，国产电影的创作初衷不是为了抨击以父亲为象征符号的守旧父权思想，而是将侧重点放在了对青年的激发和鼓励之上。旧式迂腐的家庭伦理思想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桎梏，所以从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来看，更希望这些建设祖国的新力量能够摆脱礼教的压抑，重拾儒学意蕴中人伦情感的精髓。当时接连上映的《人道》《骨肉之恩》《侠义少年》《妇道》和《孤儿救祖记》等对父子关系的描写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要么是对背离家庭伦理关系的不孝子的深刻抨击，要么就是对拯救家庭于危难的孝子贤孙的由衷赞美。不纠结于文化选择中的得与失，而是将父子关系与文化反思分割开，以更纯粹的视角衡量父子亲情。电影《天伦》就打造了一位形象饱满的“慈父”，并弘扬了儒学思想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

　　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例子数不胜数，而《春蚕》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其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对极具代表性的父子――老通宝和多多头。两父子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所以其在大是大非上必然存在分歧。比如父亲老通宝非常执迷于借助“春蚕”而发家致富的幻想，所以凡是与蚕有关的事情他都会毫不怀疑地信奉。但多多头则不同，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胸有成竹地认为“蚕熟”不一定会发财；还有就是面对荷花的态度。荷花的身份较为特殊，她既是“被迫害”的代表，又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卑下者。所以，老通头不仅用“那东西”来形容她，还骂其为“白虎星”并禁止自己的儿子与她接近。不过多多头不但没有听从父亲的话，反而对荷花的遭遇深表同情。作为国产电影中传统父亲形象的缩影，老通头老实忠厚、勤恳善良，即便如此，他也没能在那个动荡的社会中保全自己。当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轰然崩塌，精神信仰也被现实打垮，就只能接受儿子的思想。该电影并不是借助父子间的对抗来实现对新文化精神的回应，而是在他们身上映衬出封建宗法文化的迂腐，并提出抗议。

　　父亲的形象也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就好比《太太万岁》中的那位自私小气的父亲。虽然影片中的父亲形象并不讨喜，但却给观众营造了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在嬉笑中讽刺了这个对子女极度缺乏“慈爱”之情的“颓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