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是内力的凝聚
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结尾,母亲误以为阴阳两隔的女儿意外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潸然泪下的场景同样令人动容。因姐弟在汶川地震偶遇,姐姐看到汶川地震中母亲为救女儿,果断决定锯掉女儿的小腿,以保全她的生命,但母亲那种痛切心扉的悲号留在了王登的记忆里。她豁然领悟到当年自己母亲的无奈之举,心中那扇封闭的“窗”慢慢地开启。弟弟把姐姐领回了家见母亲。当姐姐走到院子里,母亲正在给孩子们包饺子。她颤抖的手勉强地捏着饺子皮,难掩内心的激动,头也不抬地说:“进屋吧,先进屋。”姐姐进到屋里。她慢慢地环顾四周陌生的一切,看到了墙壁上父亲与自己的遗照。照片下的桌子上是一盆清水泡着的新鲜西红柿。这一切唤起了方登儿时的记忆。这时弟弟上前从墙上摘下姐姐的遗照。母亲缓缓地从外边走进来:“这些年你都去了哪里,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说着,拉长了声调“我还以为你和你爸在一起呢?”颤抖的声音哭诉着,手扶床栏杆跪了下去:“妈给你道歉,对不起了。”随后号啕大哭起来。姐姐止不住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赶紧上前搀住母亲。母亲声音哽咽。母女俩抱头痛哭起来。
这个情节恐怕是本片最感人的镜头之一了。得知女儿活在世上,32年后母女见面怎样开场,的确是值得导演思虑的问题。影片中设计的母亲包饺子的动作,不敢抬头看女儿,手在不停地抖动,这表面的平静实则内涵着巨大的情感冲击。母亲突然下跪的情节,这泪水不仅是对她选择了救儿子而舍女儿的愧疚,更是一种多年压抑的情感释放!一直以为已经在地震中死去的女儿现在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这种失而复得,突如其来的喜悦最易使人惊慌失措,此时的喜悦已化成川流不息的眼泪,而女儿对母亲32年来的怨恨也随着这泪水而流逝,这个家庭32年的怨恨枷锁终被解开。
中国现代诗学家梁宗岱在其散文《论崇高》一文中引述了两段外国诗人及思想家的日记,一段为19世纪法国诗人格连的:“昨天,西风狂暴地吹着。我看见那汹涌的海了。可是这凌乱,无论怎样崇高,在我看来,也比不上那平静而且蔚蓝的大海底景象。但是为什么要说这比不上那呢?谁能够测量这两个崇高的境界,并且说‘前者比不上后者’呢?让我们只说‘我的灵魂爱宁静比波动多’好了。”[3]另一段是瑞士思想家亚美尔的日记:“静呵,你多可怕!可怕得像那晴朗的大海让我们底眼光没入它那不可测的深渊一样;你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看见许多使人晕眩的深处,许多不可熄灭的欲望,以及痛楚和悔恨底宝藏。狂风吹起来吧,它们至少会把那蕴藏着无数可怕的秘密的水面摇动。热情吹起来吧,它们吹起灵魂波浪同时也会把那些无底的深渊遮掩。”[3]
这也适用于情感表现之力了。貌似平静的海面实则有无限深渊潜藏,而汹涌的巨浪将可怕的一切诉诸眼前,静穆比起咆哮更能令人心生敬畏之感,因之积聚着巨大的内力。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张静初饰演的王登,本人感觉把握较好。原小说中就是以王小灯为主要线索,展开人物震后坎坷命运以及心灵分裂,地震中因母亲无奈放弃,心中始终怨恨纠结,又遭到养父的猥亵以及婚姻的不幸等,出国后患上严重的忧郁症,患得患失,其形象始终是压抑、沉重的。影片中虽然对原小说故事情节有改编,比如王登的养父母,从普通的职员(母亲是英语教师,父亲则是工厂的处级干部)改成了军人,而电影中的养父陈德清是一位正派、慈爱而多情的军人,但因继母的敏感与多疑,使王登还是谨小慎微地与养父保持着情感上的距离,内心深处关于生母的记忆以及怨恨始终没有化解,带着这样的伤痛进入一个新的家庭,可想而知她会怎样的小心翼翼!影片中军人养父的扮演者陈道明的表演可圈可点,相当精彩。有这样一个情节:考上大学的王登已经有两个暑假没有回家看养父母了,陈德清来到学校看望女儿。父亲给女儿带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女儿问:“我妈身体好吗?”此时镜头拍的是被汗水湿透的陈德清的后背,只见他忙着往外掏东西,听到女儿的问话,不由地停止了,慢慢地抬起头,平淡地说了一句:“不太好。”“什么叫不太好?”陈的语气仍然很平静:“住院了。”“我妈怎么了?”父亲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湿毛巾:“你妈不让我告诉你,只是说你两个暑假没回家了,让我看看你就行了。”“我妈为什么住院啊?”陈抬头惊异地看着女儿。“我妈到底怎么了?”陈紧皱眉头,看了看窗外,然后用湿毛巾捂着脸,低声说:“你还是回家看看你妈吧。”平静的外表下深蕴着那难以言说的情感,令人动容!如果此刻演员大声地斥责女儿,为什么有两个假期没有回家,或如实地告诉女儿妈妈得了绝症,恐怕那种深沉感人的力量会大打折扣的。
《唐山大地震》就情感美学而言并非登峰造极之作,从某种角度讲演员的表演还有许多痕迹,尤其是地震发生之时,人们只顾逃生是来不及哀号与谩骂的。本文仅通过影片的几个细节来说明,真正打动人的力量不是外在的力所能达到的,恰好相反,一定是内力支撑下无形的“表现之表现”才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里,因此西方思想家提出的“我的灵魂爱宁静比波动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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