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真实：改编的感人力量

艺术与真实：改编的感人力量

　　电影《亲爱的》的故事框架基本来自现实生活――田文军（原型：彭高峰）在深圳经营一家小网吧，儿子田鹏（原型：彭文乐）在三岁多时在家附近被人拐走，田文军从此踏上在漫漫人海中寻子的艰难旅程。曾经被骗子逼得跳河，到后来居然渴望还能接到骗子电话，最终通过微博发帖，有热心网友免费提供线索从而找到儿子。但被拐走三年的儿子已经深深依恋养母李红琴（原型：高永侠），把儿子带回家变成对儿子的“二度拐卖”。质朴善良的李红琴并不知道田鹏是去年因肝癌离世的丈夫杨明富（原型：韩中青）拐来的孩子，丈夫欺骗她说是自己在深圳与其他女人生的私生子。在田鹏被带走后，养女吉芳（原型：粤粤）也被送到深圳福利院，李红琴以吉芳是弃婴为由，坚持要回吉芳的抚养权，但福利院却以要对社会舆论负责、抚慰被拐儿童父母、让孩子有更优越的生活环境等种种理由，拒绝了李红琴的抚养要求……

　　韩寒监制的纪录片《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彭高峰寻子过程，陈可辛拍摄电影《亲爱的》最初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看纪录片时的感动传递出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电影《亲爱的》脱胎于纪录片《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所以，电影《亲爱的》的字幕彩蛋部分出现了《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的许多镜头，而且，《亲爱的》的艺术风格也明显地在向纪录片靠拢：线性流畅的叙事结构，质朴无华的人物造型，甚至背景音乐的近似缺席。但电影毕竟不是纪录片的翻版，陈可辛在《亲爱的》中做了不少别有深意的改动――原型彭高峰夫妻没有离婚，电影中田文军和鲁晓娟在田鹏被拐走前已经离婚，离婚后，田文军还是在狭窄潮湿的城中村艰难谋生的边缘人，鲁晓娟则已是衣着光鲜、奥迪代步的高级白领。现实生活中寻子团领袖孙海洋不过是个小生意人，电影中的韩德忠则是曾残忍笑吃猴脑的“土豪”，丢失孩子以后认识到自己曾经的罪孽，虔诚地带领大家一起放生祈祷。电影这两处改动，主要是为了更广泛、更典型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念冲突造就的人生百态。

　　但是，《亲爱的》改动幅度最大的无疑是关于李红琴的故事情节。现实生活中寻子团领袖孙海洋就很不理解电影《亲爱的》结尾让人同情赵薇饰演的李红琴这一角色。[1]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比较电影中的李红琴与其原型高永侠将会发现，导演陈可辛经过艺术改编，有意淡化了生活原型身上固有的功利性，并借助虚构故事情节赋予人物形象更浓重的悲剧感乃至崇高感，从而引导观众对李红琴给予更多同情和怜悯。

　　电影中李红琴只有养子田鹏、养女吉芳，无亲生儿女；原型高永侠则早有一个已经18岁的亲生女儿。这是一个很细微却很关键的改编。作为“人贩子”的老婆，李红琴是一个极其容易引起观众反感的角色，但由于李红琴“没有”生育能力，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对于丈夫“带回来”的两个“小家伙”，她完全是把他们当自己亲生般疼爱。在丈夫去世以后，我们完全能理解，李红琴是把这一对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养儿女视为活着的唯一意义。所以，两个小家伙被带走以后，李红琴的痛苦、绝望容易赢得观众的普遍同情。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高永侠对养儿女也是有极深的感情，但由于她拥有自己的亲生女儿，观众就不容易对她产生情感的共鸣。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刚开始的一年高永侠对彭文乐有很深的排斥情绪，原因不难理解，丈夫韩中青告诉她，乐乐是他与别的女人生的私生子，作为丈夫出轨“证据”的乐乐当然不受高永侠待见。后来是因为丧失生育能力的高永侠自己没有儿子，在农村本来就受人轻视，再加上韩家人劝说只要乐乐把自己当妈，在自己的女儿嫁人以后乐乐还是一个生活依靠，想通了这一点，高永侠才真正接受了乐乐，并竭尽所能养育乐乐。显然，现实生活中高永侠有功利、狭隘、算计的一面，但这些在电影中都被编剧、导演有意抹去了。人们也许会理解高永侠，却不容易同情高永侠，但观众会理解并同情对养儿女付出了所有情感和心血的李红琴。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讨回养女粤粤的抚养权，高永侠曾站了25个小时的火车赶去深圳，这还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但这样的付出与电影中李红琴的付出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在电影中，李红琴在警局被告知丈夫是人贩子，不仅养子吉刚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养女吉芳也要被带走，李红琴突然疯了般地抢走吉芳，在一群警察的追赶下仓皇而绝望地试图逃离，螳臂当车的勇气让人感动的同时也引发观众对人物的悲悯之情，最后，孩子当然没有抢回来，自己还因为袭警被判处监禁半年。其实，即便李红琴成功地抱着吉芳逃离派出所又能怎样呢？身为无权无势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要与吉芳在一起只能一直逃亡、逃亡……

　　作为弱势群体，李红琴的无助和抗争在电影中还有多处着墨：（1）多次到深圳福利院探望吉芳，被院长拒之门外；（2）为了见养女一面，只能偷爬窗台；（3）请大律师打官司，被拒听电话；（4）求小律师援助，付不起高额的律师费；（5）找丈夫的工友作证吉芳是弃婴，人家怕惹麻烦拒绝；（6）为让证人出庭作证，被迫主动献身；（7）律师、证人都有了，法院、福利院却以家庭条件不好、社会舆论压力为由，宁愿把吉芳的抚养权给鲁晓娟，也不考虑给李红琴……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不曾发生的情节，赋予了李红琴形象更多的悲情色彩。电影中还出现了一个难忘的“煽情”情节：丢失孩子的家长听说李红琴是人贩子老婆，一群人一起围堵群殴李红琴，李红琴不仅没有还手，甚至没有一句辩解自己是不知情的无辜者、现在也饱受失子之痛的受害者，还在家长已经停止殴打的情况下主动向田文军伏地跪拜道歉。如此这般的情节设计，让观众逐渐淡忘了李红琴“人贩子老婆”的身份，只看到一位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夺回孩子的卑微、执着的母亲，一个被侮辱、被损害但始终善良、淳朴的底层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