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式命名的背后

好莱坞式命名的背后

　　好莱坞无疑已是“电影”的代名词，对于在电影上有所图谋的各个国家或地区，好莱坞同时凝聚了它们的想象与焦虑。谁都希冀能有好莱坞式的成功，但好莱坞又是无所不在的现实压力。好莱坞式命名，确凿地说明了这种复杂心理。且不论印度名扬天下的“宝莱坞”，以中国论，好莱坞式命名同样长期存在，这既是描述本土电影繁荣度的最佳词汇，雄心与焦虑也尽在其中。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就有了“东方好莱坞”的美誉。其时文化精英齐聚上海，为上海电影贡献了最为丰富的创意和人才；上海的无比繁荣，为电影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都市氛围。作为一个佐证，1936年，范朋克、璧克馥、卓别林等好莱坞巨星光临上海，为“东方好莱坞”增添了传奇。当新中国电影毫不犹豫拒斥了消费主义，华语商业电影的中心转到了香港，“东方好莱坞”的名字，也就一同赠予了香港。香港确实担得上这一称号，以一度位居全球第二的影片产量、卓有成效的外埠市场开拓、成型的电影工业体系、成熟的类型电影经验、风靡华人地区的影星，成为华语电影的制作中心。但199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开始步入颓势，到了21世纪，“东方好莱坞”的风头已经让位于“华莱坞”。2010年，无锡华莱坞电影产业园与香港金川媒体有限公司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签署合作协议，宣布成立“华莱坞香港电影发展基金”。2012年，称为“华莱坞”的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挂牌开园。无独有偶，2013年，大连万达在青岛投资的影视产业基地“东方影都”开工，莱昂纳多、妮可?基德曼、章子怡、李连杰、梁朝伟等影星前往捧场，各媒体再次以“华莱坞”为题进行报道。

　　好莱坞式命名，尽管其中不无焦虑，却恰好描述了华语电影的勃勃雄心，尤其“华莱坞”完全可以与“华语电影”互相印证。在全球化浪潮兴起的今天，效法好莱坞，吸引全球电影企业与人才，背靠日渐繁荣的国内市场走向海外，似乎华语电影的辉煌未来已经可以预见。在华语电影的好莱坞式命名中，除了20世纪前半叶，香港电影都未缺席；即便至今，论及华语商业电影代表，仍非香港电影莫属。否则，何以解释“华莱坞”称号首先源自“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然而，伴随“华语电影”概念的广为人知，“香港电影已死”的声音也从未间断。从“东方好莱坞”到“华莱坞”的命名变化，其实已经道出了香港电影的尴尬。CEPA签订后，香港电影把内地市场作为主体市场，合拍片越来越盛行，尽管比起1990年代初的合拍浪潮尚有不及，但合拍之于香港电影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当时。只是在最初的新鲜之后，水土不服也开始显现，香港电影的两不靠日益明显，这就是列孚所言：“因为要适应、迁就内地市场需求而将香港电影本来的特色减轻了，褪色了，甚至没有了。这样一来，又失去了香港本土市场的观众认可，变成两头不到岸，泅在水中央。不知该向内地这边游去，还是游回维多利亚港？”[1]

　　正因为这种尴尬，有的研究者已觉察“华语电影”存在的歧异。“‘华语电影’轻易地擦除了‘民族电影’的边界，意欲以一个想象中的文化概念覆盖原来民族国家电影工业的清晰能指。实际上，‘华语电影’借助已经渐趋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观念使自身合法化，掩盖了事实上难以视而不见的不同利益输送主体间的利益输送关系。”[2] 鉴于此，尽管今天认为一个跨地区、具有文化整合意义和利益共同关系的“华语电影”已渐成事实，“华莱坞”已经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华语电影”的旗帜下，内地、港、澳、台这“不同利益输送主体”的不同角色与诉求，两岸之间存在的协商与冲突仍然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并非一个美好的愿景就能抹平原本存在的丰富性和混杂性。这当中尤以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最为微妙，一方面，内地是最大市场，香港又是华语地区中商业电影最为发达的地区，二者间有密切的合作。另一方面，在内地电影市场快速崛起和香港电影陷入困顿的语境中，二者间又非简单的合作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协商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