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集中显影
城市和市民社会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物理和精神背景。可以说,没有城市和市民社会就没有所谓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有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两种英文表述,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因对大众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分别给出的。前者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mass隐含着乌合之众的意味,倾向于用mass culture 表述大众文化,有意将大众文化贬谪为没有主导型文化品格的、缺乏理性和秩序规范的、乱糟糟的文化,是工业化、都市化导致的文化堕落。后者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则偏向于用popular culture,他有意摒弃对大众文化的贬义,将文化研究的目光转向大众日常生活方面,以城市为背景讨论大众和大众文化。齐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也把大众、大众文化和现代城市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正是现代都市造就了大众、大众的性格和分裂的现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与城市的发展同步的,反过来大众文化也成为城市人的一种文化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已经逐步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体系的主体框架。王朔的精明就在于他很好地、主动地把握了商品文化下大众的文化心理,充分体现了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并且以此反过来得到大众的接受。王朔在为其作品适应市场需求而努力探索的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审美趣味是属于市民阶层的,但这个阶层很少人真正去读他的小说,他们主要的消遣方式是影视。于是王朔运用了将自己的小说与影视联姻,利用大众传媒获取受众以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的运作手段。而在新的商品经济语境下,当五光十色的生活使曾经的神圣变成虚饰和伪装时,大众终于可以脱离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引导,转而寻求长期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自由喷发,而适时出现的王朔作品就成为了大众消遣和发泄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王朔是中国内地第一个跟大众文化亲密接触的作家,他涉足影视标志着文艺观念转型的开始,预示了文艺向大众化迈进的步伐。有人说:“王朔在大众中引起轰动,与其说王朔具有某种神奇的魅力,不如说是大众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其价值取向在告别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的同时,促成了社会转型期官方、精英、大众意识形态三足鼎立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格局。”[6]“悄然地完成着由8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理想/拯救朝向90年代经济奇迹和物质/经济拯救的现实与话语的转换,完成着由精英文化的‘指点江山’朝向大众文化引导、建构社会的转换。”[7]“(王朔电影)以目前中国人关注热点及大众文化资源构建自身的话语,力图迎合中国内地正在兴起的民间社会的文化及价值取向,立足于当下我们自身的语言/生存境遇,并赋予所关注的、所倾心的问题以想象性的解决,以当下‘状态’的把握和控制吸引本土观众,挑动大众无意识与欲望。由于这种‘状态’的表达追求极为强烈的当下性,因此他的作品能紧随时代的话语转换及流行文化潮流的变化而发展。”[8] 对此,王朔自己也承认道,“那一年陈昊苏当主管电影的副部长,提出拍‘娱乐片’的口号,其实那也是意在恢复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产品的本来面目”,“陈昊苏提出拍娱乐片,我的小说因此受到青睐,所以我的小说有很大的娱乐性,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娱乐性即通俗性,通俗性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品格,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所以我天生、本来、早就、一直是大众文化的一员干将,这个定位1988年就已成公论”[9]。
代表了一种新的商业价值观的王朔文本描摹了一个有序和无序、亵渎和虔敬、意义再释和价值重估互相冲撞的社会生存空间,呈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价值观)和精英意识(知识分子价值观)的两面出击。一方面,王朔文本作为消费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世俗化的开先河者,有力地打破了主流话语与精英话语二元对立的模式,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理想、理性、伦理、道德等,建立了公共话语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一直控制着文化权力、保持着对世俗社会批判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辛辣讽刺,解构了精英主义文化,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反智主义”情绪。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人文知识分子陷入低迷、先锋文化缩小地盘、大众市民文化全面兴起之际,顽主文化以“政治POP”的方式嘲弄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神圣与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虚妄,并同市场文化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合谋,满足了民众从物质到精神的几乎所有世俗性要求。
王朔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泛政治文化向市民文化转型之际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王朔现象”也是大众文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现象或者说重要的大众文化表征。“王朔作品是处于文化断裂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都市民间文化,是多维文化因子碰撞的怪胎。”[10]“在王朔的作品中,知识分子所熟悉并赖以生存的思想背景、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均被无情驱逐,而转换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性背景。王朔小说以及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大量出现就说明那种宏大的启蒙叙事已经被无情地消解,一种庞杂、流行的大众文化正在崛起,并迅速占领社会文化的中心,而原来居于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精英文化则走向边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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