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电影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兴起

王朔电影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兴起

　　 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是王朔电影产生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王朔代表着新市民文化的崛起。在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下，新中国成立后近40年来可以说不存在“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因不合时宜而销声匿迹了许多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值转型动荡期，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入改变了人们很多固有的观念，一贯以主流地位自居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商品大潮和各种外来思潮的夹击中惶惶然不知所措，他们所认定的一切神圣如理想、道德等价值规范受到了商品大潮无情的嘲弄和怀疑。与此相对的市民阶层则善于应变、如鱼得水，迅速扩大队伍和地盘，经济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政治和文化上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市民文化不断增强实力。随着市民文化的蓬勃壮大，它理所当然地要求自己的代言人来对它的价值观、道德观予以表述。但精英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对峙冷落了市场经济哺育出来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留出了一个巨大的大众话语或民间话语的空场。而以王朔为代表的“顽主文化”在特殊的时间嵌进了历史的缝隙，登上了空场的舞台。“铺天盖地的大众审美需求使艺术的成规隐逸和退缩，饱蘸生活原始气息的市井俚语，长期被典型性排斥的生活的原生态，却得到了平等地进入艺术殿堂的资格。”[3] 王朔电影下意识地追踪正在兴起的民间社会，描摹了当代中国内地变动的社会生活，呈现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民间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这个阶层向一切既有秩序和权威挑战的代言人和文化英雄。“在这里（即王朔作品中），不仅看到正在兴起的民间社会的各种无政府现象，招摇撞骗、违法乱纪、挂羊头卖狗肉等等恶劣行径和不正之风;同时更应该看到以‘非政治化’的经济实利主义为原则的生活现实，强调独立人格、平等互利、公平竞争的民间关系，这才是‘民间社会’的真正基础。”[4]王朔电影以边缘性的民间文化立场、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对话以及反精英主义倾向的平民性格，显示了其特有的“民间”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