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阶段的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三个阶段的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在传统的韩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女性大都是温柔贤淑、刚烈孝贞的形象。例如，素有韩国《红楼梦》之称的《春香传》就将艺妓成春香塑造成“烈女”的形象。而现代的韩国电视剧，如近年流行的《人鱼小姐》《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等，剧中的女性也是美丽顽强的励志形象，受到男性的膜拜。“数千年来，韩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儒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论对韩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男女七岁不同席、三从四德、孝敬公婆等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了温柔、善良、体贴的性格和尊老爱幼的优秀品德。”（肖丽艳，2008）

　　 但金氏电影中的女性完全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常以性受虐者、妓女、被迫害、被欺凌的形象存在。男性或者是制造这一罪恶的人，或者是贪婪窥视这一切的旁观者。

　　 我们选取每个阶段的典型来做分析：

　　 第一阶段的女性形象，以《雏妓》为例。女主角贞是一个外表青春美丽，气质出众的女孩。她心地善良，热爱绘画。影片并未讲述她是因何而沦落为妓，但她的确是妓女。她无依无靠，租住在渔村“鸟笼客栈”，为住宿的男客提供性服务。客栈老板既是她的房东，也是她的老板。贞靠出卖肉体养活自己，并为客栈招揽生意，这个贫穷的家庭依靠贞去做妓女来支撑。房东的女儿惠美，是与贞同龄的大学生。比贞幸运得多，她受过高等教育，有体面的身份和强烈的贞操观，她与男友婚前也没有越雷池半步。她仇视贞，以她为耻，嫌弃她的一切，经常凌辱贞。面对这样的情况，贞从未作出反抗，一直默默承受惠美的敌意。最为戏剧性的是，惠美的男友、弟弟和父亲都先后与贞发生了男女之事，人性在道德和欲望两个极点不断来回摆动。而惠美本人，在与贞的朝夕相处中，不但逐渐接受了贞，而且在一个大雪之夜代替贞，将自己的处女之身给了一个嫖客，甚至片尾还暗示，惠美这个一直像假小子一样的女孩子爱上了贞。

　　 初看影片，我们不自觉地会被贞的美好所打动，除了妓女的身份，她的一切都那么美，但她却生活在一个不堪的环境，每天接待着各种肮脏丑陋的男人。另一个女人惠美原本象征着纯洁和正义，却背负不通情达理、性格古怪刁钻的特质，她厌恶这样的生存环境却又得依靠这个环境，她同样生活在痛苦之下。无论处在何种境遇的女性，其实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无望的生活，她们无力反抗，自得其乐地安于这种生活并沉浸其中。而那些稍有反抗意识的知识女性，比如惠美，也只是停留在藐视这一切的阶段，根本没有能力做出具体行动，最终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第二阶段的女性形象，以《漂流欲室》和《弓》为例。和第一阶段的不堪的环境相比，金氏第二阶段的故事都发生在画面唯美的意境当中。熙真生活在一片终日雾气弥漫、如同仙境的湖面上。白天熙真是船屋的老板，晚上则卖身为妓。由于她不会说话，常受到嫖客们的欺负，生活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她爱上了一个杀人犯，占有欲促使她害死了一个他招来的妓女，陷入了无法回头的杀戮中。为了留住这个男人，她把鱼钩塞入自己的阴道并狠狠拉出，把淋漓的鲜血展示给男人。她除掉了纠缠男人的女人，她渴望男人拯救自己，但都未能如愿，在绝望中越陷越深。

　　 和《雏妓》中的贞相比，熙真有了掌握自己爱情和命运的意识，但她能做的只是伤害自己，伤害其他的女性来挽留男人、实现自己的愿望。她自己的身体或其他女人的身体和生命，她并不珍惜，也不尊重，甚至根本没有将其看做是身体，可以说，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意识还停留在得到男权的保护之上。

　　 《弓》里的女孩只有十六七岁，和收养她的老人生活在大海上的一艘船里，与世隔绝。唯一与世界的联系，就是老人隔一段时间会驾驶小船去陆地购买生活用品，顺便接来几位海钓的客人。靠着微薄的收入，日子过得很平静。老人的心愿是女孩长到18岁就和她结婚。对这个从年龄来看可以做他孙女的女孩，他一直关爱有加。直到来海钓的男大学生开启了少女对外边世界的向往，女孩开始了对老人的反抗。当女孩与大学生的交往受到老人的阻挠时，她愤怒又埋怨，不顾一切地决定和大学生离开。但当老人以自杀的方式成全她时，她又舍不得老人，回来救了老人并与他成婚。婚礼最后，老人纵身跳海，化作一支箭从天而降射进入了女孩的身体，女孩完成了从少女到女人的转变。 　　 《弓》中的女孩其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向往自由。但在身体可以得到自由的时候，内心的情感还是不能摆脱束缚，不能得到解放，觉醒得并不彻底。

　　 第三阶段的女性形象，以《圣殇》为例。美善是女主人公，江道是男主人公。江道是高利贷的打手和要债者。他从小失去母爱，憎恨女性，所做的工作也残忍无情。他残忍地杀害了美善的儿子。美善经历了丧子之痛，心怀仇恨地去报复江道。她假扮江道失散多年的母亲，接近他、爱护他，直到他接受了母爱，离不开美善时，美善又通过精心设计的骗局惨死在江道面前，给予他重重的一击。美善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杀人者尝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她的目的实现了。金基德（2012）曾说过：“这是一部揭露资本主义极端性的电影……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因为金钱而腐朽，人和人之间产生了猜忌、憎恶和杀意，这些想法正在蚕食人性，结果我们的人生和社会只有崩溃和走向悲剧。”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到金氏电影中的女性已从最初的默默忍受痛苦，到觉醒想要反抗又无力反抗，再到反抗成功的过程。女性形象的变化，正是现实生活中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转变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随着女性经济的独立和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传入，韩国女性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发，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不仅在金基德的电影中，在其他韩国影视剧里都有所表现。风靡一时的影片《我的野蛮女友》也在强化女性意识，甚至让女性男性化。女性摆脱了被驱使被控制的命运，开始了自我抗争的道路。尽管在金氏电影中这种抗争方式还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韩国民族的心理特点与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很多的共同点。反抗与压抑、仇恨与悲伤……唯有女性，最能淋漓尽致地表现这种感受。金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恰恰是韩民族情感基调的一种形象而集中的演绎。表面上看是女性对男性的抗议，实际上是所有人对男权社会的抗议，对现实社会的 不满。

　　 “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都是具有双重性，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各种自然倾向的综合。一方面，他是一个有个人生活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为非个人的、创造性的过程。文学在体现作家自身生活方面既是一种复制，更是一种创新，并非简单的作家私人情感的宣泄，更是文学作品建立在抒发人类情感基础之上的事实，但决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作品，必将深深打上作家个人情感体验和实践的烙印。”（金美英，2012）女性是金基德表达自己的一个出口，也是表达韩国民族感情的出口，甚至是表达人类情感的出口。这种表达与他个人贫穷的成长经历和相对坎坷的创作经历有关，也与韩国的现实情况有关。韩国坐落在亚欧大陆的东北部，幅员有限，人口密集，民族历经艰辛坎坷，时常受到外来势力的欺压。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韩国民族的独特性情，那便是“恨”。这种“恨”的性格是朝鲜半岛经历数千年历史积累形成的。尤其是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韩国经历了长期的外来殖民统治、韩战的伤痛、同胞的自相残杀与骨肉分离、美国大兵的驻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美国的附庸以及朴正熙军人政府的独裁统治，使得韩国人的民族情感变得日益鲜明化和情绪化。韩国人将这鲜明的民族情绪投射到影视文学作品中，形成一种情绪、意志和动力。“‘恨’并不止于悲哀，而是力图通过解恨的方法去消除悲哀，‘恨’并非叹息、放弃、眼泪，也不是败者的牢骚，而是积压在整个民族内心的情绪。”（张振华、秦玉兰，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