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解读与改编

《悲惨世界》解读与改编

　　《悲惨世界》作品中的第一主角：冉?阿让（Jean Valjean）、芳婷（Fantine）、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还有一些来自下层或同情下层如鲨威（Javert）和玛吕斯（Marius），毫无疑问便是这“悲惨之人”。小说最为外在的特征表现为直接的诉求：呈现这些“悲惨之人”的生活与抗争以及妥协[1]。雨果自身所拥有的道德理想即善良的极致发挥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牧师的善良感化了主人公冉?阿让，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往善良的门径，而被感化冉?阿让又把这条善良的门径传播给了佣工芳婷和她的女儿，甚至也把这份善良给予了顶替自己的罪犯――一个真正的流浪汉傻子，而使自己却失去了多年获得的一切。在小说中，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作品本身呈现的时间间隔之大以及作者自己在写作后期生活与思想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悲惨世界》这一作品内部呈现出了一种张力和错动，这一张力和错动在小说的文本层面上也有些许的体现。假如将主人公冉?阿让的命运发展看作整部小说的脉络，那么1932年爆发的革命则给小说的叙述上带来了一次干扰，冉?阿让始终是个“枪下留情的人”这并没有跟1932年的这次革命有任何联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珂赛特的爱，基于这份爱，他才不顾危险进入到斗争的中心以救出玛吕斯，同时玛吕斯由一个“革命者”变成“新郎”也显得有些突然――玛吕斯在昏迷中苏醒过来来时“麻厂街的经过在他的脑海中就像烟雾般迷蒙，然而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珂赛特”[2]。对于战斗热情的描述在玛吕斯昏迷的时候便停了下来，这种热情也在接下来的婚礼的举行以及两辈人的握手言和中消失了。因此，可以这样说，反映着作者雨果的两段不同的生命层次割裂了小说本身的线路，虽然两者之间用爱情主题进行了连接，断裂的痕迹依然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悲惨世界》在从书本走向银幕的历程中，小说中的断裂在这一历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几乎这些年的改编版本都无法在两者中间找到平衡与重心，即使是知名的改编也不能表现得如鱼得水。虽然长篇名着被改编成电影是有所删减是无可避免的，当然造成电影的表现的重心的偏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并且在对于《悲惨世界》这部内部存在两个面向的文学作品的改编，具有极大的可能是会带上改变年代所带有的痕迹的，与其说是年代的痕迹，不如说成是这个年代的人的痕迹，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例如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拍摄于美国的电影版本，美国正经历着20世纪初的最大的经济危机的背后，将冉?阿让的命运发展作为电影的主线，省略掉玛吕斯的心路历程即不断变化最终走向革命。这样的改编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原着中的革命色彩，凸显了男主人公冉?阿让从悲惨到解放的命运，这种解放远远超出了原着中的宗教救赎。然而怎样把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超越时代，这将会成为选材自文学作品的改编电影的成功之路。事实是，《悲惨世界》这部作品在展现出19世纪的雨果怎样感受人民的苦难、想象革命的同一时间，也同样反映出他对资产阶级这一理想化的阶级救赎力量的塑造，并且这一点在原着中也被不断地强化。

　　《悲惨世界》的原着作品中出现的断裂，恰恰反映了雨果在社会现实面前所产生的矛盾和怀疑。在男主人公冉?阿让这一条线索中，雨果将资产阶级个体的刑法改编和利他选择作为摆脱现实中苦难的希望，提倡至善，可以缓和资产阶级的追逐利益的丑恶面目，并以此消除社会上存在的贫穷。从另一个方面：玛吕斯在街垒战中的出现，有显示出推翻现实秩序、摆脱苦难的另一途径即革命、暴力，来使人们获得生存和自由的热情。在这两条迥异的道路上，雨果自己似乎很难做出选择。这种错动与断裂，给电影的改变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被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立场所借用的空间。这些都在20世纪到现在的电影改编中不断出现。在这种不断改编中《悲惨世界》自身包含的多个方面也渐渐地退去了，留下的是对社会结构带来的“苦难”与“悲惨”的描述和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的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