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部电影中看电影中的青春题材
两部电影的青春题材与现代中国青春电影的风格也是大相径庭的,现代的中国青春电影主打的是怀旧、清新的路线,而这两部电影反映的是青少年的问题和叛逆。当时二战刚结束,新的社会秩序刚刚建立,各项社会活动百废待兴,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成为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个时代的青少年思想是较为混乱的,这两部电影也反映出了人们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理解和担忧。
《无因的反叛》和《四百下》两部电影是相似的青春题材,但是因为其导演的风格、派别不同,再加上当时美国、法国的文化特征不同,所以影片运用的手法和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是不尽相同的。
(一)电影拍摄的灵感来源不同
美国的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思想充斥着美国的主流思想,当时的青少年心理问题严重,很多青少年犯罪都来自贫困家庭,贫困是青少年犯罪的直接表现和借口。无论是不是真的因为贫困,青少年犯罪都将犯罪的原因归结于贫困。这种社会思想是错误的,尼古拉斯?雷不可能根据错误的社会思想和现实来塑造电影故事和人物形象。雷塑造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是基于他对社会的理解和期望,用艺术表现的手法创造出来的故事和人物。而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则不同,法国新浪潮主义电影受到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影响至深,这种思维下的影片拍摄是极具导演鲜明的个人特色的。换句话来说,这种思潮下的电影都是导演个人的写照,也是导演个人风格的最大体现。用一句更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种电影就是导演的个人自传,是对自身经历的回顾和总结。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四百下》就是特吕弗自传体的展示,而《无因的反叛》则是雷的创作和演绎。 (二)电影的制作方式不同
最早的时候,电影作为一种媒体发挥的作用和受欢迎程度是其他任何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电视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对电影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面对电视普及的压力,处在大西洋两岸的两个国家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美国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和对传统的模式的打破是十分有魄力的,面对电视的冲击,美国的电影的回击是拿电视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来确保电影的生存,例如进行各种电影技术上的创新,从影片最直接的光影塑造上入手,用更为绚丽的视觉和听觉效果来吸引观众,用新型的观影模式例如立体电影、汽车电影等,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们的关注度;而法国电影给出的回应却没有落到技术上,法国电影界的应对是提升影片的艺术性,用整体质量的提升来抗衡电视的竞争和冲击。那么《无因的反叛》和《四百下》在这种情况下就呈现出来不同的改造结果。最初,《无因的反叛》是黑白的胶片,为了能够提升观众的认可度和提升电影的吸引力,该片改成了彩色胶片重新拍摄,尽管在成本上必然要比预计多得多,但是回报也是巨大的。《四百下》则没有屈从于技术,法国的导演们不屑于用先进的技术代替电影的本质,他们更愿意花费精力去让整个电影的结构和风格变得更加文艺也更加务实。于是《无因的反叛》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而《四百下》则是一个更加开放性的结局。
我们可以看出两部电影在各自文化的背景下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即便从文字的表述上我们看两部电影的剧情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拍出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即便如此,这两部青春电影都用类似的剧情向我们展现了少年男孩青春期的叛逆和迷惘。
首先,对于家庭的描述,两部电影都将小男孩的家庭设置得支离破碎。这里的支离破碎并不是指字面上的父母感情不好,而是指更深层次的维系家庭的情感线索已经不在,这样的家庭已经不能说是完整的家庭。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是最为重要的,没有一个真正意义完整的家庭,孩子的生活必然会走向悲剧。在《无因的反叛》中,吉姆的父亲是软弱无能的,他不能够给予吉姆保护和正确的引导,终于导致吉姆用暴力手段维护自己年少的尊严,却意外造成无辜人生命的流逝。《四百下》中安托万生父是缺失的,继父每时每刻都在防备着他,母亲又有婚外情感,没有家长的管教和正确引导,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孤儿。
其次,对于学校的描述。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每天最多的时间是待在学校的,学校里的一切对孩子的成长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学校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学校里获取的知识和情感将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各种动力和压力。在《无因的反叛》中,吉姆在学校中总是不受待见,父母多次搬家,终于他到了一个看似很好的学校中,交到了朋友也遇到了心仪的女孩,却遇到了各种校园暴力的威胁。热血的小男孩挥起了稚嫩的小拳头去抗争,却造成了两个人的意外死亡,相信吉姆也是迷惘的,为什么在他的学校生活中没有一丝丝的温暖。《四百下》中的学校没有直接的暴力,却有无德的老师。老师并没有将学生真正地当作人去看待,他们的话语就是不能更改的圣旨,他们对学生的任何忤逆他们的行为都要予以极其严厉的惩罚。并且在学生满怀热情地进行创作的时候,先入为主的观念导致教师不分青红皂白地诬陷学生,再加上家长的放纵,造就了无法无天的教师。安托万为了保护自己,只能够一步步犯下更大的错误,终于走向了逃离的道路。
再次,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在两部影片中,从表面看来都没有对社会进行直接的控诉,都是采用间接的手法,通过对学校教师性格的塑造、对学校校园暴力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两国教育体制的不健全和由此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的阐述。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各国都百废待兴,教育工作被当局重视,却并不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当时的国家还是要以发展经济为主。在各方面有意无意地疏忽下,学校成了一个不正常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孩子自然也无法称得上健康成长。并且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只有社会出现问题,学校才会出现问题;只有整个社会的思想都是混乱的、迷惘的,才会导致学校的生活是混乱的、迷惘的,身处学校中的青春期的少年才是叛逆的、迷茫的、不知所措的。两个导演只字未提社会状况,却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观众,这就是社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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