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认知到娱乐立场

从理性认知到娱乐立场

　　在“文革”的帷幕渐渐拉上之际，中国电影人开始用电影的模式探寻人们生命中的苦痛以及摆脱苦痛的方式。由于“文革”期间的道德沦丧乱象，对于道德情感的珍视就使得当时的实践者极其珍视电影所能起到的道德感和作用，以谢晋为代表的导演拍摄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等一系列作品。在上述作品中，罗群、许灵均、靳开来等主人公都曾遭遇过某些“好人蒙冤”的困境，对于在“十年浩劫”中个人尊严饱受剥夺的观众来说是极具亲切感的，而最后一般总有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女主人公出现，如冯晴岚、李秀芝等，对主人公进行慰藉，对道德水准低下的作恶者进行感化，这也是符合观众的期待的。对于谢晋等人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正面的希冀和善意的艺术寄托，也是一种对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善必胜恶”俗文化既定模式的遵从，然而这却形成了后来遭受诟病的“谢晋模式”。

　　1986年朱大可所发表的文章对“谢晋模式”进行了质疑，可以说不亚于对中国电影批评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朱文可以被视作在充斥着荒诞的动乱后，中国电影人在新时期开始的探索后一种对理性的呼唤，也是电影批评者发出的宝贵声音。朱大可认为，谢晋的这种“好人有好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对市场、对观众趣味的迎合。单纯就商业性质而言，谢晋模式是成功的，正如结构与之类似的西方电影《音乐之声》《灰姑娘》《魂断蓝桥》一样，然而西方电影却不只有这样的模式，在西方观众的传统文化心态中也没有这种类似于“电影儒学”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更不会将女性定型在忍辱负重、三从四德的概念中。一旦这成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中国电影势必离现代意识渐行渐远（如对于中世纪柴门草屋生活的留恋、对游牧文化的依恋等），中国电影的理论批评也将干枯滞涩，用满足观众道德匮乏的方式而不是用科学审视电影。

　　在“谢晋模式”被批评后，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段时期向理性思索的探寻。陈凯歌充满了理性认知与文化反思的《霸王别姬》《黄土地》等便可视为这一类型的代表。影片立足于中国人苦难的历史和现实，抛弃了所谓的“好人有好报”模式，将主人公置于绝望的境地中。在《霸王别姬》中，段小楼、程蝶衣与菊仙（甚至包括出卖程蝶衣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