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理想”的实现与解构

“自我理想”的实现与解构

　　在“想象界”里，主体借助于镜像认同而完成了自我的构成，但自我并非真正的主体，它只是主体借助镜像而构建的一个想象性的存在，就像克劳德永远不可能真正取代拉斐尔父子的地位，理想自我不过是一种镜像的误认与投射，所以主体的构建还需要经历“象征界”，即通过认同于社会化的象征秩序和法则，通过把外在于自身的社会的大法内化为自己的自我理想，使自己成为被认可的社会性存在。对于尚未觉醒的克劳德来说，吉尔曼是导师，代表着社会化的象征秩序。拉康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就是因为他试图实现他者的欲望，以使自己可以成为他者所欲望的对象，进而得到他人的认同或承认，简而言之，要想获得他人的注视就必须要拥有他人想要得到的东西。吉尔曼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他者的存在。[2] 　　克劳德一向觉得自己擅长的只有数学：“在开学的第二天早上，我已经想扔掉所有的书离开这该死的学校，然后您让我们写篇作文，您给了我的作文17分。”是吉尔曼发觉并肯定了克劳德的写作天赋，是吉尔曼的肯定让克劳德脱离了自我否定和放逐。在本片的第二个窥视结构中，吉尔曼透过克劳德加工过的目光和文字窥视着拉斐尔一家。这亦真亦假的故事让曾有过文学梦的吉尔曼欲罢不能。克劳德在偷窥和写作中意识到理想自我的必然挫败，转而想要获得他者的完全认可。他看出了吉尔曼在文学天赋上的匮乏，他了解吉尔曼在文学之路上的失意，而这种天赋恰恰是他所具有的。克劳德在吉尔曼的注视下，尽其所能地展现自己的文学天赋和创作能力，他使得吉尔曼完全折服其中。当吉尔曼试图跳过创作主体克劳德，去探究作为创作客体的拉斐尔的现实性时――他让拉斐尔当众朗读自己的作文《我最好的朋友》，这种试图跨越读者与文本界限的行为使得早已深陷其中的吉尔曼再次一步步地走向克劳德设好的陷阱，顺理成章地被卷入作文的情节之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他突破了阅读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的距离成为文本描述的对象，同样陷入了被克劳德窥视的境地。克劳德的观察视线和描写笔触早已触及到了吉尔曼和他的妻子，他笔下的文字和吉尔曼的生活重合了，文中出现的检举信也在第二天登上了吉尔曼订阅的报纸，但当吉尔曼意识到不对，想叫停这一切的时候，克劳德说：“……而现在，我已经停不下来了。”最终，吉尔曼还是捡起了被扔掉的文稿，继续放任自己，沉迷其中。这一次克劳德成功了，他不仅成为吉尔曼所欲望的对象，更将吉尔曼同化为了自己的共谋窥视者。人类欲望的根本对象是要获得他者的认可，而一个人是否可以获得他者的认可不是由自我规定的，而是由作为大他者的社会秩序所决定的，但是，克劳德同化了吉尔曼代表的某种象征秩序。从拉斐尔到吉尔曼，克劳德获得了从想象性认同到符号性认同的过渡，拉斐尔是想象的能指，意味着完美中产阶级家庭形象的虚幻美好；吉尔曼是象征的能指，它不仅具备一个重要的符号身份，更在象征层面上对想象的情节进行了升华。而克劳德，他是真实的能指，不仅在想象的层面上揭露了中产阶级家庭的隐秘欲望与内在危机，而且在象征层面上瓦解了吉尔曼的符号价值。[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