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观：偏主观与重客观

理性观：偏主观与重客观

　　从《刮痧》这部影片上看，许大同这一人物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理”的思想。影片一开始给观众传递了一个假象，即许大同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能与他人建立极为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参加电脑游戏设计大奖的颁奖仪式上，他直言不讳地跟老板昆兰说该给他加薪，走进展厅后，许大同说自己的奖杯很丑。直率、幽默正是典型的美国个性。但随后，导演便向观众表明，这些都是在未触动某些原则前提下的表象。影片通过孩子间的一次小冲突，触及了许大同的原则底线。这段小插曲打破了之前所营造的和谐气氛，为随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由于丹尼斯不为自己打人的行为道歉，并当众向昆兰的儿子保罗的脸上啐了一口。这让许大同深感尴尬。为了给自己和昆兰“下台阶”，他当众打了丹尼斯一巴掌。从许大同与丹尼斯回家后的对话中，观众得知，他此前从未打过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件事情在许大同心里的厉害程度。

　　从根本上说，中美文化中都有理性的概念，不同的文化主体在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上都重“理”，但双方“理”的本质却迥然不同。理性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很好存在下来，就是因为自身具有极强的理性。但这里的“理”与美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不同，其本质是道理与情理，即合自然、合人情，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当然，这里的主观不是指个体的主观，而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逐渐积淀，并被继承下来的一种集体意识，是得到公认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标准，诸如社会的传统道德礼教等。因此，中国人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选择更多倾向于从自我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其标准是主观色彩较强的情理与道理。儒家思想中强调“和”的概念，强调“以和为贵”。孩子间的打闹和无礼，在许大同看来不但破坏了自己家庭的形象，更是有损于两家人的和睦关系。当这一生活细节被上升到这一层面时，许大同只有通过教训孩子来化解矛盾。许大同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上，表现出明显的“克己”态度，显示出其为人处世的理性。但他的做法却并没有得到朋友的理解和认同。许大同在打了丹尼斯之后，影片将镜头聚焦在昆兰茫然和不安的脸上。面对这种情景，昆兰与夫人不知所措，和谐的气氛瞬间转变成尴尬与沉默。值得注意的是，许大同并没有注意到朋友不自然与不理解的表情，在其意识里也始终认为这是一种识大体的举动，是对朋友的尊重。

　　这件事情虽小，却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由于不同的文化和观念而造成的理解上的误区。昆兰是美国价值观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式理性文化[2]的体现。他重事实、处事冷静、态度客观。在影片中昆兰的行事逻辑体现为对事而不对人，小孩子间的吵闹就是小孩子间的事情，不会上升到其他层面；在法庭上他证实许大同打过孩子；为了帮助许大同，他亲自跑到唐人街去寻找证据。这些都表现出其鲜明的西方理性思维。并且，美国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重事实，讲求证据，据此进行逻辑判断。即使是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孩子，都要凭证据说话。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美文化中虽然都强调理性，但其本质是不同的。许大同从幼年到成年，一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观念一旦形成，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虽然来到美国后，环境有所改变，但骨子里的一些观念性却还是根深蒂固存在着。当许大同与妻子简宁为丹尼斯的诉讼案作准备时，许大同思索自己提供爱孩子的证明时，仍谈及了曾托人从北京带“中医偏方”这个敏感的字眼，并纠结于求证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何等荒谬的。这些都表明许大同没有意识到遭遇法律诉讼的根本问题和症结所在，面对现实他既固执，又极度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