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拉斯?马图谢夫斯基

博拉斯?马图谢夫斯基

　　与《电影，一种新的历史之源》 “……动画摄影术……将能够给予人们一种直接的对于以往事件的视觉体验……那么多为年轻人所写的模糊不清的描述性文字将成为毫无必要的东西…”在迪克森的书出版短短几年后，一位名叫博拉斯?马图谢夫斯基（Boleslas Matuszewski）的居住在巴黎的波兰电影摄影师，在他的一篇名为《电影，一种新的历史之源》（Une nouvelle source de lhistoire：Creation dundepot de cinematographie historique）的文章中，对电影进行了如上描述。马图谢夫斯基曾拍摄过尼古拉斯二世的影像，在意图向费加罗报（Le Figaro）谋求工作而撰写的一篇社论中，他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他提醒人们注意，是他，一名电影摄影师，帮助法国避免了一场外交尴尬。他还用这一故事证实自己关于电影理应成为保护国家的必要工具的观点，他提出应该在巴黎建立一个专属机构来保存电影影像，也就是为法国创立一个国家电影收藏机构。马图谢夫斯基坚定的认为电影作为历史记录显然优越于那“没什么用处的墨迹”，因为电影是直接的，是对人们经验中的现实的完美再现： 　　“……千张底片组成一组镜头，展开在光源与白幕之间，让逝者重又踯躅眼前。区区的一条赛璐珞，不再是历史的证物……只需一点热和一点水，它就将被再次唤醒，重温那几小时的往昔，恰然一束光线穿过镜头跨入黑暗……”

　　与安尼特?迈可森（Annette Michelson）对电影“认识层面意义”所持的赞赏观点一致，对于电影的“诺斯底式职责”的分析，最近由汤姆?刚宁Tom Gunning在他的《不可忽视：面貌、摄影以及早期电影的诺斯底职责》，③图谢夫斯基认为电影具有使人认识整个世界的能力，电影不应当成为权力用来压制民众的工具，“人们应当记得公众电影收藏是从控制权力的希望中衍生出来的，而不是被权力利用来压制人们。”他同时提出电影必须具有倾向性，即电影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应当具有某种观点而并不只是机械的眼睛。因此，他坚持认为纪录片导演应当具有党派立场，“将他们的镜头瞄准这个世界，就如同一个军人用他的枪去瞄准一样。”而衡量一部电影文献是否值得收藏则需要一班秉持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称职的委员会”。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出台限令”，引导电影导演们统统转变观念，将目光瞄向正确的方向。这是存在两难性的――既拍摄忠实于历史的影片，同时表达鲜明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也是许多早期的电影收藏理论家们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然而后来形成的美国电影收藏赏析的文化评判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在约束和消解这些学者对电影收藏所持的世界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理念，并将电影以及好莱坞产业导向另一个方向，那就是成为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传播利器。美国文化机构的领导人们很快抛弃了一开始的那种将电影视为政府威胁的观念，转而试图控制电影，将其与国家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④电影收藏，无论是国家所属还是私人所属，都要成为符合国家利益的呈现现实的或叙事艺术工具。

　　注释：

　　① Peter Decherney：Hollywood and the Culture Elite： How the Movies became Americ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在早先担任俄罗斯沙皇尼古拉斯（Russias Tsar Nicholas）的官方摄影师时，马图谢夫斯基曾拍摄了法国总统弗朗索瓦? 弗雷（Francois Faure）访问圣彼得堡进行国事活动的简单影片，由于弗雷在正式场合没有恰当、行脱帽礼，而马图谢夫斯基的拍摄帮助弗雷回避了那些不恰当行为，使法国避免了外交指责。

　　③ In your face：Physiognomy，Photography and the Gnstic Mission of Early Film，Modernism/Modernity4.1，1997：1-29。

　　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公众影片收藏的零散讨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与尝试控制国家性叙事的视觉文献联系在一起。译自Hollywood and the Culture Elite： How the Movies became Ameri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