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着的创新性解读

对原着的创新性解读

　　由于亨利?詹姆斯创作的年代距离当代已经有一定的距离，加之小说的影像化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因此改编时导演完全可以对原着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解读，用新时代的思想对原文本进行补充与扩展。

　　如在惠勒的《女继承人》中，主人公凯瑟琳虽然用欺骗的手段报复了情人莫里斯，但是她面临的是在凄凉的深夜一个人手持清冷的蜡烛默默地走向远方的悲惨结局，这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由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一方面大量的男性从战场上即将回归他们在和平年代的工作岗位，而另一方面，已经感受到外出工作滋味的女性不愿意让出岗位回归家庭，加上二战导致的经济凋敝以及冷战的到来，男性心中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这就导致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某种宣扬女性回归家庭，否定女权的思潮。然而在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显然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反之，女性早已意识到，摆脱男性的全方位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女性来说是何等重要。

　　在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重新翻拍的《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1997）中，尽管故事的背景依然被设置在19世纪，但是电影却重点展现了凯瑟琳的成长过程，让她最终成为一名独立女性。霍兰表示，她无法赞同《女继承人》最后的处理方式，在霍兰看来，那样就使得故事的格局缩小为一个单纯的报复故事。[4]凯瑟琳报复莫里斯固然有莫里斯罪有应得的一面，但是凯瑟琳的形象也就沦为一个和她父亲没有什么区别的恶人。霍兰在电影中引用了女性主义的思路，逐步展现着凯瑟琳发现自我，战胜自我的过程，而莫里斯只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匆匆过客。在电影中，凯瑟琳和莫里斯的矛盾不是主要的，凯瑟琳的悲剧实际上是她的父亲斯洛珀先生造成的，她和莫里斯之间的一段纠葛实际上完全是凯瑟琳父女矛盾的延伸。电影中充分表现了凯瑟琳的童年阴影，如凯瑟琳的母亲因为难产去世，斯洛珀先生看都不看新生儿一眼而是直接躺在了自己的亡妻身边；在说“这就是我可爱的女儿”的时候望着的却是亡妻的画像；直接说觉得只有一个鳏夫才适合娶凯瑟琳等。可以说，凯瑟琳作为一个在备受挑剔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她的不善交际、畏畏缩缩以及迫切地希望在莫里斯那里寻找到自己被爱的证明等全是由父亲一手造成的。最后凯瑟琳在背叛中成长，摆脱了父权的控制，意识到了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两个男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并且能够平静地对待这一切，当莫里斯登门乞求凯瑟琳与他再续前缘之时，凯瑟琳没有痛苦地拒绝他，也没有设计欺骗他，只是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凯瑟琳的形象就从惠勒版中阴骘的“老处女”变为一个自强自立的女性形象。与之类似的还有以《钢琴课》成名的女导演坎?皮恩根据《一位女士的画像》改编的《淑女本色》（The Portrait of a Lady，1996），剧中也渗透了深沉的女性意识，运用了独特的女性视角，在此不再赘述。

　　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本身就肯定了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兴的对电影艺术的批评模式。亨利?詹姆斯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是国际化、跨时代化的，由于他的小说在文本上包含了情节剧的成分与强烈的画面感，能够使得电影人的改编有章可循，以至于其作品超越了英语文化圈的界限，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电影人所追捧。同时电影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又会对詹姆斯原着做出不同的解读，或是忠实地遵循原着的情节，或是对晦涩的原着进行简单化、生动化和可视化的处理，或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着进行颇具时代感的解读。导演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化着观众对詹姆斯小说的理解，尤其是一些具有创新意味的改编，不仅展示了新时代的主流文化与精神特质，也为詹姆斯的作品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莎士比亚戏剧中矛盾修辞的认知解构”（项目编号：2014-QN-590）；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基于高校教育认知新论下矛盾修辞新解构”（项目编号：142400410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