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诉求”的理论来源
众所周知,“情感诉求”是相对于理性诉求而提出的。“情感诉求”的内涵在于重视情感在表达上的作用,力求通过语言、音乐、画面、色彩等方式来引起人的情感共鸣。当下,它更广泛地被应用于广告与艺术设计当中,在电影领域被论及不多。然而事实上,一部电影是否有好的票房收入,和它是否能打动人,引起人情感上的共鸣很有关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酸甜苦辣,有悲欢离合,有阴晴圆缺。这些情愫会时常堆积在人们心里,如果得不到及时宣泄和释放,严重时可致人抑郁或崩溃。因此很多艺术作品,如图书、影视、音乐中都加入了情感的元素,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心理诉求。笔者认为,在诸多的艺术形式中,电影是最善于表达和抒发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形式。
追根溯源,“情感诉求”理论最早可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机所着《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恐怕是关于艺术要注重情感表达的最早阐释。后来这种观点得到了南北朝着名文艺批评家刘勰的认同,后者在其着作《文心雕龙?义证》卷中多次肯定陆机的说法。千年过后,明代杨慎在其《升庵诗话》,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也推崇这一观点。到了晚清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章炳麟持这一观点执文坛牛耳,尤其是静庵先生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说,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言论也成为后人研究“情语”这一论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诗缘情而绮靡”作为理论虽由陆机提出,但最早实践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却是楚国着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屈原创作的楚辞都属缘情之作,屈原本人及其作品之所以具有超乎想象的力量,受到后世诸多文人的景仰,正因为屈原内心那份强烈的爱国情感,这份情感是屈原自身发出的对楚国及楚国民众深深的眷恋,这种爱国情愫极大地契合了当时人的心理诉求,属于情感范畴。屈原的爱国情愫至死不休,化作《离骚》成为千古绝唱,他那绵延不绝的爱国情怀和他所丧身的汨罗江一样,滚滚东流夜以继日,这充分证明了情感在文艺作品中的特殊作用。
关于“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西方一些理论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早论及此言的当属11世纪法国着名哲学家、神学家阿伯拉(1079―1142),他的主要观点是:情感是创作的动力并支配着对自然的描绘。在这里,阿伯拉并没有直接指出文学艺术作品必须具备情感才能为人们所喜爱,他只是想说明“情感是创作的动力”“艺术家的情感决定艺术作品的优劣”,显然,他提出的言论还只停留在创作层面,没有上升到接受美学的高度。生活在18世纪末的德国着名诗人席勒将阿伯拉的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认为感伤的诗最能体现作者的真实情感,怀着感伤的情绪歌唱自然,才能达到诗歌中的悲剧或喜剧效果,因此他本人更钟情于后者。席勒比阿伯拉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已经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最终落脚点是要取悦受众,博取欢快、同情或眼泪,这些都属于情感诉求的范畴。到了19世纪上半期,这种创作理论被黑格尔再次发展,他认为:美或艺术美的本质是理性与感性显现的统一,情感与感性是人们最终要回归的精神家园,艺术作品必须将心灵的东西感性化,才能最终实现艺术的最高境界。在此后的二百年间,人们论及西方美学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即是黑格尔此番言论。因此可以说,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追求情感诉求的塑造与表达符合中西方文艺理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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