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对《理智与情感》中婚姻选择的想象性解决

李安对《理智与情感》中婚姻选择的想象性解决

　　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同时这种二元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从属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西方传统文化采用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论证和规范人的行为价值、思想道德、认知模式等，对人加以限定与宰制。与此相比，东方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二元和谐哲学观的基础之上，采用调和矛盾冲突的明智之选，对于思考西方家庭伦理问题具有启发作用。李安在《理智与情感》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爱情与金钱的融合

　　金钱与爱情的不可调和，一直存在于家庭矛盾冲突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就连简?奥斯汀也是因为金钱的问题和自己的爱人分手而终身未嫁，所以之后在她的小说中出现了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理想婚姻，然而这样理想是不是仅存在幻想中呢？

　　影片中，李安并不是让这对尖锐的矛盾一直存在，玛丽安与布兰登上校的结合体现着李安对于婚姻中金钱与爱情的融合态度。电影中的布兰登上校并不是所描绘的那样又老又丑又无趣。相反，虽然布兰登上校年纪虽大、长相不佳并且严肃认真得让人敬畏。但他品格高尚、正直可靠，并且对心爱之人玛丽安耐心十足且关爱有加。与威洛比相比，威洛比却是甜言蜜语，口是心非。

　　（二）理智与情感的融合

　　“理性”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理性”的推崇没有错，错的是对“理性”的过度推崇，当理性到用一定的价值标准将一切真实的情感抹杀掉时，就只剩下苍白的空壳。过度的理性与过度的感性都是不当的，李安试图将它们融合。

　　原着中对理性爱情的推崇以及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在李安这里得到调和，李安虽然客观描述了这些理智的情感，但并不赞同奥斯汀对理性爱情的推崇态度。“影片在形式上克己复礼，清心寡欲却从实质上体现对率真爱情的向往。”①在电影中，他让理智与情感在每一个人身上融合。埃莉诺是理智的象征，但不是理智的苍白的符号，她也有感情。玛丽安追求纯粹的爱情，甚至把为爱献身看成非常荣耀的事情，但在影片结尾也会反省自己和威洛比不可能获得幸福，这个判断是基于理智做出的。李安让两个主人公的性格向互为相反的方向延伸，即理智的埃莉诺由理智转向情感，而容易动感情的玛丽安却以理智结局，这样才给观众一种感觉，理智与情感是不能区分的。婚姻是妥协的产物，它需要感情和理智的双重催化，需要容忍和忍耐某种缺憾。

　　（三）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的调和

　　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男权制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关于女性气质和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有一套完备的社会性别话语。这些社会性别话语控制和支配着人们的传统意识，形成社会习俗和观念，从而对女性身心状况及生存处境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女权主义批评家也早已认识到女性除了受到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之外，还受到双重压迫――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压迫。在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她们奋起揭露男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与男人分享平等的权益――这无疑是进步的，应该得到一切具有社会正义感的人们的支持和同情。

　　影片中，作为一个东方导演，李安叙事的视角是站在英国传统女性的立场，延续了原着同情女性的倾向。他用优美的画面展示了女性的优美――出众的相貌、优雅的舞姿、机智的谈吐，这些都让女主人公显得可爱，如玛丽安弹钢琴和充满激情的诵读诗篇时的情景，埃莉诺散步时的身影。影片中，女性身体并没有被刻意暴露出来，也没有把这归结为“性”的因素使之成为观众欲望的客体，而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视觉表现手段。相反，电影中却把男性身体展现出来，如通过玛丽安给威洛比画像的情节，把男性的身体展示在观众面前，这样就使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优越感丧失，他们反而成为被女性欣赏、评价、审视的对象，影片就是这样站在女性视角来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愿望。从而颠覆了男性代表精神、女性代表肉体的好莱坞二元对立。

　　影片大部分镜头表现女性的生活、女性的世界、女性的情感，而男性大部分时间作为一种陪衬出现。与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相比，男性的色彩相对暗淡。表现了在更为丰富的女性世界里，男性对于女性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只是构成婚姻、组成家庭、代表某种社会地位或者拥有金钱的一个符号。他们虽然会决定她们的命运，但是，更多时候男性的位置是缺席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智慧的女人显得更为重要。

　　《理智与情感》试图探讨是家庭矛盾的解决。无论是影片人物情感与理智的调和，还是男性与女性身份的调和，抑或是婚姻选择时金钱和爱情的调和，李安都善于让之互相补充，又互相消解。他善于把自己的形象置于尴尬的境地，然后再逃脱出来，形成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维持一种和谐、共处、完美的文化调和。

　　注释：

　　① 墨娃、付会敏：《阅读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