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个人身份的追问

童年往事：个人身份的追问

　　到1986年为止，侯孝贤在整个台湾新电影进行阶段交出的答卷是几部内容上描写台湾青少年成长的自传式的作品。像《童年往事》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几乎就是侯孝贤导演的生平”[2]。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国共内战撤退来台的外省人的“第二代”，这一代人的父辈或许有过极强的家国情怀、或许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在这些“第二代”心中都模糊地存在一个想象的中国的“他者”形象。这种特殊而虚置的身份背景，促使侯孝贤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得不在对自己成长的反思中无意识地对自我的身份进行追问。

　　这种追问的导火线来自台湾现实环境的骤然变化给当时青年人带来的错愕。1983年侯孝贤导演《风柜来的人》，探讨了20世纪70到80年代的台湾乡土社会被喧嚣的城市挤迫、退后乃至消失的特殊时代悲剧，并讲述了在其中挣扎的年轻人所经历的成长故事。在这里，本片的片名具有特殊的意味，“XX来的人”，无疑体现了对过去消失的来处的自觉认同，却又自然地与目前所处的现实处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无疑成为台湾都市乡村表里关系的一个巧妙隐喻。7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凭借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高科技产业的腾飞，台湾一跃成为亚洲最为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但社会的高速发展转型却冲击着影片中像阿清这样的乡村青年的神经，他们或怀抱更大的城市梦想或出于被动的经济压力一股脑儿地抛弃了之前赖以生存的乡村与土地，来到大城市寻找机会。但在城市中，他们找到的却是对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方式的挑战以及真挚情感的受挫。来自新的都市经济话语的“拒绝”，一方面令主人公感到错愕与惆怅，迫使他们规训于新的都市经济霸权，另一方面却从反面提示了阿清们的乡土化来路与身份，使他们明确了身处都市“在却不属于”的悖论处境。因此，侯孝贤在这部电影中受到沈从文《从文自传》启发采用了“远观”以及“回看”的视角，其实是在被迫明确了的“自我”身份下对都市生活的怀疑以及对自己过往乡土成长经历的追忆及认同。

　　这种对自我的“回看”到了《童年往事》中变得更加细致、深入。显然，侯孝贤在这部以乡土为标签的影片中已经开始挖掘这代人成长历程中“乡土”文化外壳内部的深层身份特征。纵观整部影片，侯孝贤的叙述焦点始终对准乡土化的青少年成长阶段内部，但叙述人的声音（侯孝贤本人的旁白）则显然来自一个后置的时空。在这个来自未来的声音里，面对回忆中逝去的童年，叙述人似乎总是抱有感伤甚至悔恨之情：“一直到今天，我还会常常想起祖母那条回大陆的路，也许只有我陪祖母走过那条路。还有那天下午，我们采了很多芭乐回来。”实际上，我们不难猜测这个来自未来的悔过之音正出自遭遇了现代性困境的阿清们之口，因此，这些旁白的感伤姿态其实暗示了这一代人对自身身份的反思结论。虽然一般认为《童年往事》是一部没有故事开端、发展和结局的诗化、散文化影片，但实际上，影片中所有的“结局”都蕴涵在“回看”视角的旁白中。因此该片不是没有“结局”，而是整部影片都笼罩在“结局”中。具体来看，影片中所回忆的人和事因为“回看”的虚构性大都打上了比喻烙印，例如父亲形象对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比喻、儿童外文歌谣对殖民经验的比喻，等等。而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祖母这一形象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比喻。影片一开始，祖母就开始不断地呼唤主人公的小名“阿孝”，并经常为了回大陆而独自走失在野外，有一次她甚至荒谬地带着阿孝踏上了一条回归大陆的小路。她要回大陆的目的也非常明确：“你好笨，阿婆带你回祠堂拜祖先啊。”呼唤乳名、回大陆、拜祖先……这些举动显然是对缺少中华文明熏陶的“第二代”的热情召唤。但可惜，年少的主人公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即祖母的死亡段落，那个来自未来的感伤旁白再度出场：“后来我们找了收尸的人来清理，当他们翻开祖母的尸体，发现有一面都溃烂了，那个收尸的人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不孝的子孙，他心里一定是这样在骂我们。”这显然是对祖母所比喻的失落了的中华文明意义的再度追认，是一种迟来的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从侯孝贤对祖母这一形象的突出刻画，可以看出他在青少年时期多重文化影响下对于中国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而这一身份认同基础，也成为日后他电影中对更宏观问题思考的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