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中女性意识的复苏

潜意识中女性意识的复苏

　　吉本芭娜娜在谈到《厨房》的创作过程时提到，原本也是把惠理子当做真正的女性来写的，但是写着写着，却陷入了奇怪的婆媳关系之中，不得不重新再写，于是就变成了现在的变性人惠理子了。而福柯的观点引导我们把作者作为一种功能，并非一种我们需要领会的主观意识，文本被阅读的方式最终还是来自读者。

　　惠理子在妻子去世后，竭尽全力抚养雄一，希望能把儿子养成一个温柔善良的人。但是作为男人，客观上也确实无法尽到潜移默化予以子女温柔品格的母亲的责任，并且，男孩在小的时候，“他与父亲的认同就带有敌意的色彩”[3]104，无意识间更容易对父亲产生攻击心理，父子关系也更容易产生对立。如果小说真正是以“无父文本”的形式出现，母亲又会因为父亲的缺席而加倍地溺爱孩子，从而很可能养育出任性的雄一来。但是影片中的雄一却是心底非常温柔的孩子，和惠理子与其说是父子关系，倒不如说是朋友更确切一些。从主人公美影的角度来考虑，也是同样的状况。女孩在最初的成长期，和男孩一样也是热爱自己的母亲，但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热爱的对象也就变成了父亲，对母亲却是无意识报以攻击心理。如此说来，处于雄一和美影之间的惠理子，既不可是纯粹的男人，亦不可为纯粹的女人，既要履行母亲的关怀，也要担当父亲的责任，于是，变性人母亲惠理子就诞生了。通过变性，实现了和儿子雄一的和睦共处，回避了和主人公美影异性间诸多的不便，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化解。 　　同时，从弗洛伊德的“双性同体”的观点来分析惠理子的变性事件，似乎也能得出相应的合理答案。双性同体通常指一个人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心理特征和态势，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具有双性恋的倾向，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的状况，不过是喜欢异性多于喜欢同性而已。幼年时代的心理特质常常以潜意识的形式压抑于内心深处，同时具有强大的自发能力，伴随着成长，双性恋的心理特质能够再次重现。荣格的精神分析说也提及，展现给外人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的外部意象即“外貌”与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内心意象“内貌”同时存在。隐藏于男性内心的阿尼玛的女性形象多是母亲的化身，惠理子在小的时候，一直被妻子家收养，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母亲。而与妻子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妻子也许就是惠理子内心阿尼玛的化身，而当原型的阿尼玛消失后，在强烈的认同机制影响下，阿尼玛作为一股内力被承认并被还原为内在女人时，使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性想法成为可能。

　　妻子是一位短发，眼睛和鼻子都小小的，颇有一些奇怪的女性。曾经英俊帅气并颇有女性缘的惠理子却对这样的女性有着异常执着的爱恋，不顾养育之恩一同私奔。这种爱和外在的客观条件没有关系，也非纯粹的男欢女爱，而是一种超越了性别的相濡以沫的羁绊。既然爱是模糊性别的更深层次的欣赏和留恋，那么变性也更像是对此爱恋的祭奠般的仪式。从双性论的观点来看，惠理子在妻子因病亡故后，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看到了人生的断层，被压抑与潜意识的幼年时代的女性意识被唤醒，于是有了彻底变成了女人的想法。当性别的差异不复存在，超越精神、文化和社会的界限亦将成为可能，于是，人必将会处于更加自由的生存境地之中。惠理子作为领养子，经历和妻子私奔，和岳父母脱离关系，又遭丧妻之痛，这样丰富惨痛的人生经历如果没有将人打垮，必将磨炼出一颗超越世俗的智慧之心，最终选择的变性行为，亦非由于同性恋的缘故，而是为自我营造了更为超脱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