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德国的埃及学研究者扬?阿斯曼在1997年出版的着作《文化记忆》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到了文化学的研究领域。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时间和社会两个层面。从时间层面上看，这种凝聚性结构“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的意义”;从社会层面上看，这种结构“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1]。而文化记忆的职责正是对这种凝聚性结构的“产生和维护”，它可以使此文化体系中的所有成员产生情感上的归属和文化身份上的认同。文化记忆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只要这种文化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它就可以得到持续发展。相反，“文化记忆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亡”[2]。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由于文化记忆的根深蒂固，她的文化主体性一直得以保存，成为全世界唯一一支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种文化记忆对于以少数裔身份旅居海外的中国移民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不能随时间的流逝而消亡。然而，在美国这种强势文化突出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要巩固和强化作为少数裔群体存在的海外中国移民的文化记忆，从而使其获得应有的文化自尊和身份认同，就必须通过文字、图片、仪式等媒介形式，否则这种文化记忆也必将湮没在主流文化的霸权话语中。

　　文化记忆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建立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认同。而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认同是身份认同的一个主要体现形式，没有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则无从谈起。对于离开祖国、散居在外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处于两难境地：“必须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进行艰难选择，由此而经历着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3]11在此期间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挫折和由此导致的“认同危机”都与根植于此类移民内心深处并与以集体记忆形式保留的文化记忆有必然的联系，而这些文化记忆又以文字、仪式等文化的形式得以维护和发展。

　　“认同是一个主体对自我的追问和建构”[3]13，在电影《刮痧》中，以移民身份出现的许大同夫妇也在不断进行着这样的追问和建构。他们竭尽全力试图融入美国文化之中，并且似乎也逐步实现了他们所追求的一切。当许大同捧起电脑游戏设计奖奖杯，说出“我爱你们，我爱美国，这就是我的美国梦”时，他似乎已经建构起了他的文化身份――“一个真正的成功的美国人”。但是观众却不难从他身上发现深深的中国印记。这些印记不仅体现在他的鲜明的中国人的外表上，也体现在他颇具中国特色的穿着与行为举止上，更体现在他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上。这种文化意识更多的来自于以文化记忆形式体现的文化传承。在影片中，许大同的父亲就是这种文化传承的具体载体，许大同身上的种种中式文化基因大都来自于父亲的教诲，而他又试图把这种文化精神传承于他儿子的身上。从不在家打儿子的许大同因为丹尼斯与小朋友的冲突而当众打了他，这件事情在他朋友――美国人昆兰的眼中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在父亲那儿得到的却是“当面教子，背后教妻”的赞许。其他如“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才”“不摔的孩子长不大”和“儿子是我的，我当然有版权”等对儿童的教育方式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然而当这种文化记忆与美国文化相冲突甚至发生尖锐矛盾时，作为少数族裔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追问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体验到身份认同挫折所带来的心灵冲击和精神磨难。因此被判失去监护权的许大同与妻子在贫民窟的住所中借酒浇愁，痛哭流涕;极度彷徨绝望中的许大同也才发出“我到底错在哪里？”的呐喊。这种呐喊是弱势文化群体身份认同挫折的体现，也是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争。可以看出，文化记忆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文化记忆，对于弱势文化群体试图融入主流文化的努力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阻滞作用，但对于他们保持自身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认同感，文化记忆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少数族裔而言，没有文化记忆的融入实质上是一个被强势文化同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以文化独立和文化自尊的丧失为代价。在电影中，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好的私立学校，许大同夫妻不得不在家中用英语对话，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英语语言环境”，这实际上是以牺牲部分文化记忆的方式来获取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同。而爷爷教给孩子的“筷子”一词，则是以象征性的手法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用文字的形式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