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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