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战》《地雷战》：

《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