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下”到“地上”的文本选择

从“地下”到“地上”的文本选择

　　如果说《妈妈》《东宫西宫》是张元与文学的不期而遇，那么，在2002年拍摄的《我爱你》《绿茶》这两部电影则是张元主动寻求文学支援的结果。这两部电影前者改编自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后者改编自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 　　张元电影频频在国外获奖，但在国内却几乎没有观众，他的电影拿不到官方的放映许可。不仅如此，他的电影以及他本人还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种种限制。拍完电影《北京杂种》，电影总局禁止各电影制片厂与张元合作，禁止参与张元的电影拍摄;纪录片《广场》完成后，电影总局发文禁止张元拍电影;等到《东宫西宫》拍完张元从美国访问回来，护照被海关没收，连出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这样的情势下，张元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当时就想，这么搞下去我还怎么弄……我有的时候真是苦闷，自己的电影久久不能与中国观众见面，总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元拍摄了《我爱你》《绿茶》这种商业气息十分浓郁的电影。实际上，这一年张元一共拍了三部影片，还有一部是《江姐》。如果以张元前期电影来观察，这三部电影都有些不可思议。前两部是向市场献媚，后一部则是向政治投降，总的来说就是向主流回归。张元声称他也“爱国爱党”[5]，他希望自己的电影“有个好的票房”[6]。这就是张元电影转变的最直接的解释。《我爱你》《绿茶》都是爱情题材，影片具有明确的目标受众，所选的演员也一改过去非职业演员而起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一线明星，包括姜文、赵薇、徐静蕾、佟大为等，这些都是导演商业意图的显现。

　　王朔小说的知名度，尤其是其在观众中的号召力在90年代的影视剧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王朔小说的内容贴近生活，熟谙读者心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基本上是有票房保证的。张元电影步入主流的发行渠道之后，选择改编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是有他的商业考虑的。这一点张元本人也直言不讳。在面对质疑时，张元这样解释这部电影商业与艺术上的冲突：

　　在我的概念中，没有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区别，什么是商业的开始，何处是艺术的尽头？我觉得这种概念本身有问题。[7]

　　这当然是张元的一种辩解了。因为改编自同一部小说，《我爱你》上映后，人们很自然地把它同十年前红极一时的电视剧《过把瘾》相比较。有人指出：

　　这里所产生的十年的时间跨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中国在这十年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当年《过把瘾》的时髦的年轻人的对于自由的追求的象征意义和王志文和江珊的浪漫而摩登的形象，变成了今天幽闭于过时的集体宿舍“筒子楼”中的压抑而彷徨的年轻人。[8]

　　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两个文本进行的精彩解读，时代的变迁使得文本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爱你》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与时俱进”，时间进入了新世纪，它却仍然固执地忠实于十几年前的小说原着。所以，电影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相爱的男女永不停息地争吵，互相伤害，直到遍体鳞伤，以离婚告终。正如小说的开头所揭示的那样：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9]

　　应该说，电影最为准确地演绎了小说的主题，而人物不停息的争吵也构成了电影叙事的基本动力，这也是电影最具戏剧性的部分。即便是大众化的爱情题材，张元仍在顽强地表现他的另类特质，这份爱情与浪漫无关，与爱情的甜蜜相距更远，有的只是互相伤害，血淋淋地直至面目全非。这是残忍的，但又是极端深刻的，洞穿温情脉脉背后的人间本相。就像张元许多纪录电影所揭示的人间真相一样。此外，在影片《我爱你》的拍摄手法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张元的影子，比如长镜头的运用、逼仄的生存空间的展示等类似于纪实片的拍摄手法等。

　　回过头来看，张元当初选择金仁顺的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作为改编对象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张元曾经这样谈到他对小说的印象：“我觉得小说写得非常有意思，特别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以及充满悬疑色彩的故事，特别有神秘感，有韵味，那种感觉既真实又有诗意。”[10]这部短篇小说的“神秘感”、小资情调与张元电影的现实感、尖锐的反叛性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张元改编这部小说的最大动因还是商业上的考虑，《绿茶》是冲着都市青年男女来的。

　　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小说，它的“神秘感”在于故事的女主人公具有双面性。她在白天是保守的女研究生（吴芳），在夜晚却是放荡的应召女郎（朗朗）。小说的表达较为含蓄，故事显得扑朔迷离。小说以相亲者陈明亮的视角来写，给人一种莫辨是非之感。小说带给人的回味却是丰富的。吴芳―朗朗或许是现代都市人的双面生活，也可以是都市男性想象中的“理想女性”――集贞女与荡妇为一体。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重要的是它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情绪氛围与回味，至于吴芳到底是不是朗朗并不那么重要。

　　然而，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观众却要求张元有个明确的说法。张元认为“我已经交待得很清楚了”[10]，人们似乎仍然不能满意。有人写文章称《绿茶》是“以其昏昏，岂使人昭昭”[1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缺陷”，它本身就不明白也不追求明白;另一方面，张元在改编的过程中也无意于将其讲明白。即使是商业的需要，张元仍然坚持拍出个性来，他绝不会同流合污。当然，这种从“地下”到“地上”的文本策略毕竟是一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