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亡体验与命运思考的书写

对死亡体验与命运思考的书写

　　只要对里恩电影稍作了解，便不难发现其作品之中带有隐隐的“以悲为美”的创作倾向。死亡是人类悲剧的极致，当电影在表现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之后，让人物走向彻底的毁灭，这时候生命的价值便会愈发被凸显出来，而人物身上美好的道德品质或崇高的情感也在生命碎裂的形态之中熠熠生辉。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里恩并无意使用类似的、重复的悲欢离合或老套的死亡情节来赚取观众的眼泪。在里恩的电影中，观众能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角色生命终结，人与人之间天人永隔的痛苦，而更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这种人在命运之前的渺小与虚弱是普遍性的，超越国籍和时代背景存在的。所以，里恩对死亡体验的书写实际上是其对命运进行思考的衍生物，其电影是从人性与命运的本质出发，探索人的种种具有崇高之美的抗争的。[4]因此，其电影的题材始终有略显沉重之嫌，甚至在当前“娱乐至死”的商业语境之中，里恩的审美法则似乎显得颇为格格不入。

　　在《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1957）中，里恩将人置于战争这一背景之中，再以俘虏营的方式将“人”从具体的、血肉横飞的战争中抽离出来。在电影中出现了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的士兵。里恩也专门给观众表现了不同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人不同的国民性格，如务实而灵活，珍惜生命的美国人；刻板，具有贵族气质，看不惯美国人的“狡猾”的英国人；及严谨的日本人等。但里恩又希望观众能够跳出表面所显示的民族性格区别，看到人性深处的共同点，进而产生一种对整个人类的关爱。电影中的英国军官始终坚持着自己认定的军人原则，先是以《日内瓦公约》向日军要求着战俘应有的待遇，此时观众无疑可以感觉到英日之间的对峙并不仅仅是二战时盟军与法西斯之间的对立，也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然而，随着桂河大桥工程的展开，直到在最后庆功宴上战俘们的欣喜若狂，观众便可以看到命运的微妙之处了。英军看似赢得了与日本人之间的第一回合较量，然而修桥这一行为本身却是在为盟军的死敌日本人解燃眉之急，尽管英国军官认为这一工程对于保持自己军队的尊严本身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事实上它又是不利于盟军在东南亚的整体利益的。英军越是努力地全力以赴工作，越是在帮助自己的敌人。

　　另一方面，美国战俘希尔兹看似心中只有逃生和女人，永远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集体利益之上，在战俘营之中想方设法泡病假，一旦有机会就逃离战俘营。然而最后却是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桂河大桥的炸毁。在此，希尔兹原本是为了求生而离开战俘营，最后却又为了盟军的胜利返回献出了生命，而英军俘虏们原本是为了找到生命的意义，在漫长的被俘生活之中做一点对当地“有贡献”的事情，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目标才修大桥，最后大桥灰飞烟灭，通过的火车中的人悲惨地死去，英军军官也在跌向引爆器后阵亡。从表面来看，似乎里恩是将国家利益置于生命之上的，英军战俘的死似乎更多的只是造化弄人。但是如果注意影片的细节便不难发现，里恩实际上并无意让观众只关注“大桥究竟炸了没有”的悬念，而是思考“人”的价值。例如，在逃走的最后一个日本兵死后，一张照片飘落下来，里恩将镜头停在了照片上数秒，使观众得以清晰地看到照片上的人。这很显然是一个叙事中有意的延宕，里恩用这样的方式提醒观众，友军是人，敌军是人，活着的是人，死去的也是人，当战争爆发时，人成为劳动的工具或被攻击的目标，但是人们始终不应该忘记他们依然是其他人的家人，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生物。英军军官尼尔森尽管无意中帮了敌人的忙，但是他对军医说的“你给病人做手术时会不会因为他是敌人就不救呢”依然具有重要的人文关怀意义。

　　人文情怀关注人性，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追求让人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温暖。在当前人性逐步被物质蚕食、异化，人们日益感到生存的孤独的消费时代，大卫?里恩以自己电影宽厚、博大而温暖的人文精神表达了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关切，对人性朴素而自然的善与美的展示以及对人遭遇命运戏弄与面对死亡的真诚记录，这些在使其作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电影中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同时，也帮助观众在现代文明铸就的牢笼之中看到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