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人物生命苦难的关注

对小人物生命苦难的关注

　　里恩的电影往往对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有着一种温和而善意的关注，这些小人物（或曰平民、草根等）往往需要为了生活而四处奔走，来维持个人与家庭的开销。对于小人物的关注所带来的首先是导演本人对于角色的熟悉程度，里恩本人就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生活后来随着父母的离婚而更加窘迫，以致对电影感兴趣的里恩一度产生了当会计师养家糊口的念头。这些经历都使得里恩能够很顺利地进入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其次，小人物一旦偶尔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生活势必发生重大的改变，而小人物原本的心态和生活习惯也会受到冲击，电影所需要的戏剧冲突由此诞生。[2]而更重要的是，当导演关注小人物时，社会的荒诞性、生命的沉重性便凸显了出来，叙事能够折射出导演对现实的人文思考，也能够唤起曾经不被尊重，或遭遇财务问题的观众的强烈共鸣。

　　以《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946）为例，电影原本就改编自狄更斯的同名作品。狄更斯在给读者描绘一个包罗万象的19世纪欧洲社会图景时，其笔锋就直指小人物的生命苦难，当上层阶级、剥削者在富足的生活之中表现着他们的贪婪和猥琐时，居于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尽管生活悲惨却具有诸多美好品质，他所期待的是人们能以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来救小人物及整个社会于水火之中。里恩在电影中也继承了狄更斯原着中的精神。由于原着的篇幅过长，里恩在电影之中删去了奥力克、胡波夫妇等人物，而将情节沿着少年皮普的经历紧凑地展开。在电影中，皮普原本在闭塞的英国农村和善良的铁匠乔一家人相依为命，之后，先是郝薇香小姐的青睐有加，让皮普有了暂时的出头机会，后是一个神秘的资助人要帮助皮普进入伦敦的上流社会，皮普的命运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名神秘资助人却曾经是一名囚犯，他在逃出监狱之时曾经得到过皮普接济的食物。在饥荒的年代，本身并不富裕的皮普能够在恶语威胁自己的囚犯面前依然保持善良，而囚犯在重获自由之后，自己从社会底层变成了发达者，并没有忘记皮普曾经的一饭之恩，而是以匿名者的身份回馈皮普，一心让他学习击剑、跳舞、和淑女打交道等，力图培养皮普成为一名优雅的绅士。在电影的最后，皮普牵着心爱的埃斯特拉的手逃离了郝薇香小姐的“死宅”，在扯烂了沉重的窗帘后，阳光照见了室内的尘灰与腐朽。这光明隐喻的便是，尽管皮普并没有真正拥有一个“远大前程”，但是他的善良忠义最后获得的是一个温情的结局。

　　如果说《远大前程》对于皮普这个小人物成为上等人这一理想的破灭还显得太过戏剧化，那么《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中，小人物所面对的则是更为丑陋和黑暗的现实。而与《远大前程》相类似的是，小人物在其中则同样表现出了理性与尊严。在电影中，日瓦戈幼年丧母，与继母家的女孩冬妮娅青梅竹马，成年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随着日瓦戈婚姻与事业的逐渐稳定，似乎人生的苦难离他越来越遥远。然而整个俄国社会的动荡并没有给予日瓦戈平静生活的空间。首先是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日瓦戈因为拉娜母亲情人维克多而结识了拉娜并坠入爱河，此时的拉娜因为未婚夫帕夏热衷于工人运动而不得不忍受维克多的性骚扰。帕夏本身支持工人运动，他和拉娜也是社会的小人物，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并没有在布尔什维克获得政权之后有所好转，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清洗迫使包括日瓦戈等在内的一大批小人物的生活依然每况愈下，而拉娜更是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日瓦戈医生》之中，主人公们几乎无法抵御暴力和严寒、饥饿的威胁，无法体面地安身立命，生与死都成为偶然，而爱情则成为奢侈品，拉娜和日瓦戈之间不得不经历了四次撕心裂肺的分别。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日瓦戈被称为“多余人”，但这并没有影响里恩选择用他的人生来反映一个荒芜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