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客观而严谨的叙事解释
正如前文所说,在自身觉知的内时间结构中,叙事随着流动的意识被构建起来,自身理解和自身认识并不是某种一下子完全被给予的东西,也受到其所在共同体的制约。文中作者以社会研究的一种,即现象学来探究社会,关怀自身的意识,实质赋予了叙事客观性和严谨性:现象意识的直接性(immediacy)虽然涉及了第一人称通达的特征,但是它与绝对可靠性(infallibility)和不可纠正性(incorrigibility)的认识论论断并无联系。在主人公科尔曼草率的陈述中,他的第一人称的信念被他人修正或被外部证据所推翻,而且,并非所有的自身认识都是直接的。正如墨兰所说,有许多自身认识都是基于他人亦可进行的同类思考而被艰难获得的。[5]法利(情妇的前夫)的自身体验是:作为一个农场主,为国出征,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人家都不认识他了,而他知道他们说得对――他们全都怕他。他们不赏识他就算了,反倒怕他,所以不如回去。[3]
现象学作为一种解释学,它的客观性还在于:对叙事性自身理解的实现具有一个明显的社会性维度,其视角如同社会广角一般具有高度的俯瞰性。现象学认为叙事性的自身理解需要成熟的社会化,它也需要一种能力来通达和报告那些使某人成其所是的社会状态、气质和倾向。因而,这部小说中处处可见大胆直白的对社会、时代和政府的评论,而这种种评论不晦涩、不暗指、不隐藏、不保留。科尔曼“宁可将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把命运交由一个愚昧的社会任意处置――在这个黑奴解放宣言发表八十多年后的社会里,偏执狂们碰巧发挥的作用过于巨大而不适合他的胃口”。小说甚至直接热议了当下的时局,对克林顿下台丑闻在多处章节给予长篇累牍地注解。他提醒人们回顾以往的社会“半数以上的人屈从于作为社会政策的病理性虐待……民族沦为将个人的尊严洗劫一空的思想罪犯的奴隶……这些可怕的试金石,在这里他们却端着武器对付福尼亚?法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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