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电影”概念的辨析

“东北电影”概念的辨析

　　要想开展东北电影区域性研究，首先需要对什么是“东北电影”做出明确的概念阐释。从已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东北电影”的命名，一度存在某种焦虑，至今悬而未决。长期以来，“东北电影”概念未能统一的原因是对于外延划分带有鲜明的主观性，而对于内涵定义的本质属性探究缺少能动性，因此产生了“东北电影”就是东北人拍摄的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表现东北的电影或抗日期间的电影等不同的观念，迄今为止仍无定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电影研究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缺失。明确概念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对事物的认识经历一个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具有抽象性、规律性、普遍性的解答。传统逻辑学认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的较为简短而明确的命题便是定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中论述了 “定义”是为“表明事物的本质的短句，下定义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的过程”。然而马克思认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自然、社会和思维共同变化组成了发展中的世界。因此，要想确立“东北电影”的概念，必须正确认识东北电影的发展过程，明确不同时期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现状以及对于人的思维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通过多向维度的考察与衡量才能把握这一时期“东北电影”的本质特征。因此，“东北电影”必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是时代发展的综合产物。

　　（一）“前”东北电影的初现

　　从20世纪初开始，电影在东北地区渐渐闯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早期东北地区的电影蒙上了浓郁的异国情调，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电影大量充斥着东北各大影院的银幕，贩卖本国意识，进行文化思想侵略和输出。虽然偶有国人自制影片上映，但大多是来自上海各制片公司，为迎合中国传统观念与心理上的优势，把中国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搬上大银幕，拍成 “劝善惩恶”的影片，如《封神榜》《红楼梦》等。而以东北地区为题材并拍摄的影片开始于1932年的哈尔滨，由刘焕秋、纪寒衣为主要股东的“寒光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聘用在上海拍过武侠片的理化民为导演，在东北影楼招收电影演员，筹备拍摄影片。电影发展初期虽然不乏电影人在进行积极探索，然而此时的东北电影还未形成统一的美学风格，对于电影本体的认知尚浅，电影缺少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引领，与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电影相比，只是在历史的长卷中昙花一现。此时的东北电影更多地表现为“电影发展初期，以文化思想输出与经济利益获取为主要目标，拍摄制作或发行放映于东北地区的影片”。 　　（二）“经典”东北电影的辉煌

　　伪满时期，日本影片和“满映”影片控制了黑龙江乃至东三省的电影市场。当时拍摄的影片主要是为日本侵略战争制造舆论， 欺骗人们去为战争卖命，大量的 “愚民电影”充斥着各大银幕，电影沦为政治宣传、思想奴役的主要工具。抗战结束后，“满映”失去了舆论宣传的阵地。随着阶级斗争的风起云涌，东北电影在战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在此期间，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摄制了《钢铁战士》等故事片以及《民主东北》等大型纪录片，这些作品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影篇章。1958年7月，根据文化部在各省建立电影制片厂的决定，哈尔滨电影制片厂挂牌成立，拍摄了《地方工作的花朵》等多部大型纪录片，与吉、辽两省合拍了彩色故事片《祖国的东北》，与长影合拍了故事片《笑逐颜开》，独自拍摄了《五国冰上运动会》等24部纪录片、新闻片和科教片。同年，辽宁电影制片厂建立，初期为辽宁新闻电影学习班，开始拍摄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纵观20世纪40―70年代的东北电影，是在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坎坷之路，然而内容上显示出了较为统一的美学风格与明显的时代印记。

　　首先，崇高的政治理想。舆论的道德力量是社会契约的主要类型，它对社会的规范与行为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一时期的东北电影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唤起民众团结一心、实现宏伟的家国梦想这一神圣职责。从《卫国保家》到《白手起家》，无论是故事片或是纪录片，都将“国”的概念、“家”的意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在东北电影的精神引导下，完成了一代人充满理想与浪漫的家国梦想。

　　其次，英雄的时代颂歌。英雄的出现，不仅是战争与时代的需要，更是带动感召力与创造力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东北电影中的英雄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敢于压倒一切敌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风貌，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因此，《上甘岭》里的杨德才、《中华儿女》中的胡秀芝以及数不尽的银幕英雄为人民的家国梦提供了更加生动的写实图景，得到了受众的广泛接受与认同，唤起了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壮志情怀。

　　再次，激昂的表达范式。美国着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作为人文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一定时期内，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要素影响之下，呈现出具有规律性的影像表达方式，继而为同时期电影创作者的实践提供理想图谱。这一图谱，也勾勒出了该时期东北电影概念的整体框架，为其电影美学风格的统一提供了书写的空间。纵观这一时期的东北电影，无论是《平原游击队》《祖国的花朵》还是《冰上姐妹》，都显示出一种单一化、概念化的表达方式。扁形人物形象的塑造造就了英雄的“高、大、全”，敌人的“假、丑、恶”，人物形象虽然来自生活的提炼，然而却缺少对于“全面的人”的真实观照。声画结合的固定模式僵化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雄浑有力的音乐总是伴着英雄要冲锋的那一刻响起，人民劳动丰收的场景必定加入激情四射的颂歌。镜头角度与运动的选择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俯仰之间表达出对于人物的评价，以至于敌人的入场总是选择与观众视觉习惯冲突的从右至左……回首过往，虽然早期的东北电影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拘泥于单一的表达范式鲜有突破，然而，这却构成了早期东北电影类型化的初次尝试。

　　伴随着早期电影人坎坷的心路历程，东北电影在这一时期被给予较为完整的概念诠释。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东北电影定义为：“以长春电影制片厂为首的东北电影摄制机构，独立编导、制作与发行的具有鲜明政治理想与追求，符合革命化表达范式的影片。”在这一概念下，东北电影打破了影片内容上的地域限制，重点在于创作主体来源以及影片类型化元素的体现。

　　（三）“新”东北电影的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同志结合实际，调整文艺政策，提出文艺创作要朝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向发展。于是，在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推动下，电影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空前高涨，而东北电影也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期，东北电影接连创造出一系列的电影奇迹。其中，仅以长影为例，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六分之一左右的电影由长影创作，其中得奖影片占三分之一。《保密局的枪声》等一系列类型片，不仅引领了东北电影的创作热潮，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和导演。这些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确立了东北电影的形象，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尽管东北电影一度在中国影坛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然而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中，由于缺少产业化的体制、机制与运作规范，渐渐黯然失色。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新时期东北电影承担着体制改革与视野拓展的双重使命，如何以开放的电影观念协调主流意识形态与精英话语的关系是新时期东北电影面临的重要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外部压力加大与民众娱乐诉求高涨的新形势下，中国文化管理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文件与规定。尤其是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原国有东北电影机构纷纷改制，释放了电影生产力，开放了多元投资、多种生产方式竞争的电影产业新局面。新时期的东北电影在创作者、外部形态、美学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时代风貌，定义为“立足于东北地理境域，根系于中国地域文化的‘东北文化’，着眼于描摹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历史与现状，通过电影手段呈现出较为统一审美风格的文化品牌”。如走向商业的主旋律电影《铁人》，东北的“好莱坞”硬汉《关东大侠》，走向国际视野的新“历史”《东北东北》等，这些新时期东北电影以多元化的类型呈现出了东北文化的丰富语意与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