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的界定

关于“新时期”的界定

　　关于中国电影断代的标准，目前理论界较为认同的是以年代为线索，以历史事件为依据，结合电影流变与艺术特征的形成将中国电影史分成“影戏”――中国电影的奠基（1896―1932年）、 30年代电影（1932―1937年）、 战时与战后（1937―1949年）、 “十七年”中国电影（1949―1966年）、 “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1966―1976年）、 “新时期”的中国电影（1976年后），部分论着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如尹杰2002年版的《新中国电影史》将新时期中国电影又分为变革多元的新时期电影（1977―1986年）以及中国电影世纪末的转型（1990―2000年）；李少白2006年版的《中国电影史》将新时期分为再探索时期（1977―1992年）以及市场化时期（1993年至今）。东北电影隶属于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因此在总体年代的划分上符合中国电影的一般特征。然而，亚里士多德的“一般与个别辩证法”指出：“事物只是个别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样个别性，它就全不存在。真实就在认识这些事物”，“每一事物的本体其第一义就在它的个别性――属于个别事物的就不属于其他事物；而普遍则是共通的，所谓普遍就不止一事物所独有。”作为中国电影中的个别存在，东北电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环境以及文化传统，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还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电影的独特规则。认清东北电影的特殊性对于准确把握这些历史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视域中的“新时期”以1979年为起点，缘于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概括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进一步为文艺创作端正了方向，电影创作开始了历史性转折。东北电影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开始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创新。在社会文化领域，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启蒙主义”贯穿新时期社会文化进程的始终，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主导社会文化的特征，也成为时代转型的特殊标志。这一时期的东北电影无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与以往有着不同的群体性特征。因此，1979年成为东北电影新时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