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锦鹏电影的女性主义困境

关锦鹏电影的女性主义困境

　　关锦鹏女性题材的电影仍有无法突破的女性主义困境。一是影片没有展现乐观的女性主义前景，也没有积极地去探讨女性深层次的自我救赎意识，只停留在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哀婉和怜惜当中；二是以弱化男性人物来表现女性的真善美，实则演化成了男女二元对立的僵化模式。

　　（一）流于自哀的伤感情绪

　　关锦鹏的女性题材电影有着精致浪漫的古典怀旧气息，同时也无处不流露哀伤婉转的阴柔意绪，像《胭脂扣》《阮玲玉》《长恨歌》等。在影片中由于自哀而导致悲观与颓丧的气氛弥漫，缺乏对女性命运更为彻底地反思。不管是表现旧式女性对待感情飞蛾扑火般的果敢与坚决，还是展现现代女性迷惘和失落的情感体验，关锦鹏执导的影片在细腻体察女性生命，表达对女性同情和怜悯的同时，都流露出感伤和悲悯的情绪。这种怜悯和同情，难以施予女性更大的成长空间，也无法深入挖掘出女性的自我救赎意识。容易陷入男性本位的思想，在女性抗争过后仍旧落入传统价值观的窠臼，呈现为一次次尴尬的“逃脱中的一次落网[7]”。

　　（二）二元对立的僵化结构

　　关锦鹏的女性电影尽管营造了一个个唯美纯净的女性世界，极力张扬了女性勇敢、坚韧、至情至性的精神品质，但是以男性形象的萎缩和男性精神的弱化来烘托女性形象的真善美，如在《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阮玲玉》《长恨歌》等影片里，塑造了一系列颓废、懦弱、自私、虚伪的男性形象，如十二少、张达民，佟振保、唐季珊等，很少出现较为正面的男性角色。男弱女强成为影片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父权中心主义的执行人不仅仅是男性，女性也有可能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合谋。正如《胭脂扣》里陈家十二少的母亲，她完全是站在陈家男性的立场来表态的，丝毫没有以女性身份去体谅如花。

　　同时，男性也不尽然是施加伤害的那一方，抱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男性是存在的。因此，以贬损一方来拔高另一方的男女二元对立结构，会影响到观众对社会真实的认知。这种将两性关系对立起来的二元化结构模式容易导致叙事的僵化，简化女性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限制女性主义电影的发展。

　　关锦鹏影片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并没有激进地去否定旧的叙事模式，开创某种实验性质的表现手法去赋予电影中的女性尊严和平等，他只是在主流文化的范围内开辟了一条路径、一种视野，在这个路径和视野里，细致还原了一个真实纯净的女性世界，将那些关于女性的生命体验、性别特质、人生欲望等传递给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