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皮恩电影中的女性自由意志

坎皮恩电影中的女性自由意志

　　早期的女性主义电影中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单一的“宣战”诉求，这一点在坎皮恩的《淑女本色》中可见一斑，伊莎贝尔以一种非常坚决甚至显得粗暴的态度拒绝男性对她的求婚，因为她深知对她来说婚姻与自由是一对水火不容的概念，而伊莎贝尔所受到的教育使得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她坦承“我要自己选择命运”。《淑女本色》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尽管经历了艰苦的反抗，最后伊莎贝尔还是陷入了她所恐惧的婚姻生活的囚笼。电影中奥斯蒙德故意踩住伊莎贝尔的裙摆害她跌倒便是这种两性对立，男性对女性进行阻碍和伤害的典型象征。但是到了后期，女性主义运动的诉求则多元化和温和化了，女性主义始终是提倡男女平权，女性摆脱父权社会的统治自主掌握命运的，然而女性主义并不意味着女性一定要采取一种高傲的姿态义无反顾地与男性或婚姻划清界限。在坎皮恩的电影中可以发现，仍然有女性选择了终身依附、奉献于男性或婚姻，然而因为这是出于女性主动的、自由的选择，因此这并不与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女权相违背。甚至可以说，女性主义运动所进行的种种抗争，正是为了保障女性有选择的自由。

　　例如，在改编自安德鲁?莫申《济慈传》的《明亮的星》（Bright Star，2009）中，女主人公芬妮是着名诗人约翰?济慈好朋友查尔斯?布朗的邻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与济慈相识并坠入爱河，两人视彼此为终身伴侣，电影的名字正是取自于济慈为芬妮写的一首诗。然而不幸的是，济慈因为肺炎而英年早逝，还未来得及与他成婚的芬妮不仅为济慈而身心崩溃，并且终身保留着济慈求婚时赠予她的戒指，连续三年为济慈以未亡人的身份戴孝守寡，并依靠济慈曾经给她的书信慰藉着自己的寂寞。可以说芬妮是一个与《钢琴课》中的艾达、《淑女本色》中的伊莎贝拉有所区别，但殊途同归的，拥有坚定的个人意志的女性。芬妮没有像艾达和伊莎贝拉那样对男性以及他们主动建立的婚姻关系表示拒绝，而是视她和济慈的爱情为值得她守护一生的信仰。换言之，她将自己的一生主动依附在了多愁善感、满腹才情，人生中并没有多少时间留给爱情的济慈身上，在芬妮的身上，似乎很难看到“抗争”的光辉。

　　坎皮恩以女导演特有的细腻思维还原了济慈这段平淡的、毫不煽情的爱情。芬妮也被塑造为一位普通又颇为不凡的女性。芬妮并不是因为饱读诗书才仰慕才子，而是在认识了济慈之后才开始学习欣赏诗歌。她是一个极为普通、世俗的女子，被布朗讥讽为“一丝不苟、精心打扮的小姐”，她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作为一个富家女且拥有着设计衣物的一技之长，她在经济上的宽裕使她有着自信的人生态度和大胆的谈吐，这些支撑着她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以顽强的毅力来追求自己认定的爱情，这份追求本身就有着一份对自由的向往。《明亮的星》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坎皮恩在里面细致入微地复制了带有古典和浪漫美感的女性深情，而是它直接承认了女性主义的另一面：女性主义不意味着单纯地张扬女性的反抗，女性主动地选择为男性坚守同样也是女性的权力之一。芬妮的一生并无什么耀眼的事迹，但是她的精神世界同样是丰富可贵的，她与贫困潦倒的济慈都不是完美的人，然而他们一起营造的灿烂的爱却依然是女性主义所肯定的。

　　简?坎皮恩早已被贴上了女性主义导演的标签，而她对此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她之所以被特别提及，正是因为这个圈子中的女性导演凤毛麟角，而当两性关系真正走向平等时，所谓的“女性视角”与“女性主义”将自动销声匿迹。而在当前这一绝大多数领域内依然由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则显然是毫不过时、十分必要的。在这一视野下观照坎皮恩的电影不难发现，她精确地把握住了“话语”和“凝视”这两个两性相处中的重要概念，并将其融合在电影中做了独特的处理，同时在立场上，坎皮恩的发展也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几乎同步的，在肯定女性反抗男权一面的同时，又以一种宽容和温和的姿态赞美了两性彼此尊重爱护，女性自由选择为男性奉献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坎皮恩的作品是表现女性形象、思想与选择的极佳的、女性主义电影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