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皮恩电影中的女性“失语”状态

坎皮恩电影中的女性“失语”状态

　　话语是人们用来描述对象、阐述概念或进行陈述的集合。福柯曾经指出，话语的形成并不取决于话语本身，而是取决于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实践运动，在实践运动中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权力。“人类主体被置于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中的同时，他也被置入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中。”[3]话语反映人们的思维，也控制人们的思维，决定了人们的价值立场和认知范式。而在两性关系之中，毫无疑问男性一直掌握着话语，并将话语作为权力的一种体现对女性进行着统治。话语从来就不可能是一种没有价值色彩的交流媒介，而是渗透着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当男性长期操持着话语之后，女性往往也就接受了话语对自己隐蔽的控制，而失去了反抗的意识。

　　简?坎皮恩的《钢琴课》在上映之初就引起了轰动。[4]与其说是她对于两性关系赤裸裸的展现，倒不如说是因为她精准地把握住了女性长期以来的“失语”状态，并且以电影本身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回击。在影片中，女主人公艾达个性叛逆，除了有一个来历不明的9岁女儿费罗拉以外，她最大的特征一是沉默不语，二是拥有一手惊人的钢琴技巧，并且爱琴如命，似乎将琴声当成了自己的另一种语言。值得一提的是，艾达之所以失语并不是因为生理原因，她是在6岁时主动不再开口说话，即使沉默会使她陷入窘境之中。人们也就将她视作真正的哑巴。坎皮恩借助这一细节告诉观众，女性的沉默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不可挽回的正常现象，而是一个人为的结果，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没有给女性开口、表达自我、定义外物的机会。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在电影中艾达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女性被认为是因为天生就蒙昧无知，所以没有接受教育的必要，女性的义务就是在家学习刺绣女工，依附于父亲与丈夫生活，一旦没有丈夫而父亲死去，女性将无法继承到遗产而只能仰赖兄弟为生。

　　在这种偏见之下，缺乏教育的女性，除了少数人，如勃朗特姐妹外，根本没有成为作家、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这是因为男性固执地拒绝聆听女性的声音。正如艾达新西兰的丈夫斯图尔特，他并不真正尊重艾达内心的需求，将艾达挚爱的钢琴留在沙滩上风吹日晒也不愿意搬回家中。此时，爱慕着艾达的贝恩斯用80亩土地从斯图尔特手中买回了钢琴。在运回钢琴后，贝恩斯提出要艾达教她学习钢琴，耳鬓厮磨之际，艾达也会在贝恩斯的耳畔低语，当艾达与贝恩斯的情愫渐渐滋长后，恼羞成怒的斯图尔特愤而砍下艾达的一根手指，让她永远也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弹奏钢琴。不肯屈服的艾达在大海中掀翻钢琴并跳入大海，获救之后艾达已经将自己的一部分埋葬于大海之中，终于肯开口说话，与贝恩斯终成眷属。此时的艾达在贝恩斯身上获得了聆听的尊重，她已经不再需要借助琴声来诉说。可以说艾达维护的并不只是一份爱情，而是她能开口说话的机会，她被砍下手指的惨痛代价则是坎皮恩对于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女权道路上的艰辛的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