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的琐碎凸显女性生活态度的坚韧

家庭生活的琐碎凸显女性生活态度的坚韧

　　有学者撰文指出在许鞍华执导的大多数影片中，电影的性别立场是温和的，性别意识较为含蓄。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既对也不对，许鞍华是想通过她电影中大量的女性角色来表现一些很深刻的家庭和社会问题，这些女性人物的命运背后寄予着导演想要表达什么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些女性自身的生活琐事上。

　　《女人四十》反映了和平环境之下中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艰辛。电影进行到2分28秒处，有这样一个镜头：丈夫和儿子穿着休闲的衣服，悠闲地躺靠在沙发上，双腿翘在茶几上，而一旁的阿娥脖子上搭着毛巾，腰上系着围裙。在这个镜头里，男性在家庭中的轻松、悠闲与女性在家庭中的忙碌、操劳，形成了直观而鲜明的对比。不久，婆婆突然去世，公公又患上了老年健忘症。于是，照顾公公的重担就几乎全部落在阿娥的身上。此外，阿娥的丈夫在家庭生活中对阿娥也很依赖；阿娥的儿子也经常要向母亲请教恋爱等方面的问题。然而，阿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她还有一份全职工作，她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骨干，业务熟练，深得老板的信任和依赖。

　　然而，面对生活的沉重，阿娥选择了倔犟的坚守，奔走于老人与孩子、柴米油盐、房水电暖，隐忍坚韧地在夹缝中努力生活。在她的维持下这个家庭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击垮，并慢慢在无奈的现实中寻找到了乐趣。阿娥仿佛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所有的酸楚与残酷，她没有时间感叹年华的流逝，更没有心情追逐浪漫的梦想，只是全盘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倔犟又无奈地坚守着她的家庭。 　　有学者认为许鞍华在《女人四十》中以生活中的细节展示阿娥对患有遗忘症而又性格乖戾的公公的伺奉，这是导演“有意向传统回归的导向意识”。对此笔者不以为然，要知道香港社会是没有过类似大陆文革那样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冲击与诋毁，香港社会对中国的传统的继承一直没有中断，而导演许鞍华正是想让观众能够同自己一起对这样一种甘于奉献、坚忍不拔的东方传统女性美德予以肯定和褒扬。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姨妈本身也是时代的不幸者，影片通过姨妈经历了种种生活中的不如意而最终病倒在医院却没一个亲人来照料，不得已姨妈叫来了自己遗弃在鞍山的亲身女儿的情节再现的。多年不见的新闺女在护送姨妈出院的途中与之发生口角，“你当年得到回上海的机会，不愿意嫁给个粗俗的工人过一辈子，像相亲似地头也不回地把我爷俩儿抛弃在鞍山。现在你生病了，没人照顾，倒想起我来了。”我们从感情上不屑于姨妈当年的所为，但也很难评判姨妈这样做的对与错，这是时代造就的人物命运。

　　影片中的姨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打工女子金永花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金永花的女儿重病住院，急需用钱。姨妈与金永花素不相识，却向金永花伸出了援助之手。影片中的那位叫潘知常的“老客拉”用美人和佳人的“理论”把姨妈彻底弄昏了头，以致于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来投资墓地，当得知这是一场骗局时，此时的姨妈用疑惑的眼神盯着潘知常，“老潘啦，你说你是不是合伙在骗我？我已经不是十八九岁了，十八九岁骗骗倒也罢了。我都这把年纪了，你这是在绝我的后呀，老潘！”至此，观众对姨妈不免生出怜悯之情。

　　故事中间姨妈还碰到了在饭馆打工因为工资发生纠纷的金永花，不仅没讨到钱，反而脸上给划了道口子。姨妈同情她的遭遇，答应去她家做些家政，每月200块。可不久姨妈就发现这个看似可怜的金永花是碰瓷党，靠碰瓷后的撒泼每次也能挣到200块钱。看着这些情节人们不禁发问，许鞍华镜头下90年代初的大陆社会骗子横行吗？而且骗像姨妈这样善良的人，其自身也是小人物。金永花是为了支付她的那个患了呼吸衰竭的女儿在医院的昂贵医疗费；潘知常看完影片后很多人都疑惑，他是不是真骗子？但不管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的行为确实是在诱骗姨妈，而且涉及到咋骗犯罪了。为什么这个社会好人也会去行骗？这不得不发人深思。姨妈与邻里相处处处透着精细，可这样的普通人却被大上海抛弃了，只得回那个以前曾经下放过的鞍山与那个她不屑一顾的老工人在一起，靠做点小生意过活。最后的一幕是姨妈在瑟瑟冷风中啃着馒头就着腌菜看着自己的摊位，整部剧在沉重而心酸的氛围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