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改编文学在叙事主题上的变化

电影改编文学在叙事主题上的变化

　　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有的甚至还有多个主题，一部优秀的电影也必然蕴涵一个确定的主题，文学在被改编为电影之后，主题往往会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电影主题表现能力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由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复杂关系，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需要借助日常经验和想象形成一幅幅图像，“译出”文字背后蕴藏的故事和意义，产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效应。因此，文学作家为了增加自己作品的可读性和意蕴，会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添加多个主题，供读者反复推敲和“咀嚼”。电影是视听艺术，视觉形象和听觉冲击作用于观众，观众似乎一下子就看懂了；电影又是一遍过的艺术，观众没有充裕时间来思考多个和复杂的主题，简单易懂才能为观众理解和接受。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两次被改编成电影，但小说复杂的叙事结构和多样化的主题决定了电影和小说在主题上的距离：1962年版的电影被批在表达恋童癖主题方面不够充分，1997年版的电影也因省略小说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而丧失了某些主题。

　　（二）电影审查制度和传统审美观念

　　过于血腥和暴力的场景与过于阴暗和负面的主题一般不会被电影审查委员会批准，中国《电影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8种应删剪修改影片的情形。传统的审美观念已成为了民族集体潜意识，例如流行的“大团圆”式的结尾，这决定了一部作品是否受观众欢迎，从这个角度看改编前后主题的变化就有了合理性。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一直在描述和强调死亡这一主题，与富贵有直接关系的人全部死了，但同名电影的编剧谢丽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改编的时候就想到，既然是电视剧，要考虑到大众的接受能力，给大众一种希望，所以最后的结尾留下了小外孙苦根，而且把联产承包这一段也放大了。”在影片中富贵说“小鸡养大后就变成了鹅，鹅长大后变成羊，羊长大后变成牛，牛以后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三）编导个人的见解

　　电影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编导对文学作品阅读、理解和重新阐释的过程，必然留下编导自己的印记。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男人无论挑选了哪一个就都不会再珍惜，而只会念及另一个人的好，对爱情的这个事实振保和烟郦都是身不由己的。但关锦鹏执导的同名影片中烟郦却在被振保冷落下自觉起来，开始主动和公开地对抗周围的世界，使电影转成了一个关注女性成长的故事。根据印度外交官作家维卡斯?斯瓦鲁普的小说《问与答》改编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讲述的虽然是印度的故事，但由于编剧和导演都是英国人，所持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不同于原作者，导致电影作品与原作在主题表达上的差异：维卡斯?斯瓦鲁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展示印度差异悬殊却兼容并包才是我的本意。”影片中却大量展现了印度底层社会的贫穷和暴力，并使得原本对社会的反讽变成了对忠诚和和爱情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