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击理论与电影《刮痧》
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电影《刮痧》中的三个人物:许大同、爷爷(即大同的父亲)和昆兰老板。许大同是影片的中心人物,他淋漓尽致地将文化冲击的第二阶段展现出来。在影片开头,他踌躇满志,为自己能成为一个美国人而骄傲。然而很快在被卷进因儿子身上的刮痧所带来的麻烦漩涡时,许大同逐渐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可以看出许大同在文化冲击的第二阶段中迂回不前。四种心理防御机制几乎都被他用过了。压抑法,后退法(躲在小屋子里喝酒麻醉自己,忘掉痛苦,甚至想不负责任地逃回中国),孤立法(在他最需要工作时,毅然辞掉工作,还以“道不同,不相为谋”来证明自己的义并拒绝昆兰老板的帮助)。许大同爱子心切,却缺乏理智和智慧。在经历到美国文化对自己母文化的误解,甚至扭曲时,他步入了对美国文化的敌意期,却没有想到如何积极地去寻求他人的帮助,而是消极地等待。 大同的父亲是一个充满爱和理智的老人。他爱大同一家,尊重大同,呵护自己的孙子,并且对美国文化有理智的态度(从在赌场所看见的以及朋友老霍的死所带给他的思考可以看出)。在刮痧风波未见转机时,老人找到昆兰老板说明是自己,而不是大同给丹尼斯刮痧。大同的父亲其后选择回到中国。不是逃避,而是回到中国去找证据(把书籍和电台有关刮痧的音像产品寄到美国),以此来证明刮痧。
大同父亲的努力不可忽视,但是在一个讲求科学和法制的美国社会里,他所寄来的关于刮痧的书籍和音像,恐怕还是不能得到认可,还是不能拯救大同一家。昆兰老板的努力是刮痧官司得以了结的最关键因素。可以说没有昆兰老板对于刮痧的现身说法以及四处奔跑,刮痧风波不可能平静下来。许大同的痛苦,昆兰也体认到了。不过他受到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带给他的,他不明白大同当众打儿子是为了给他面子,他不明白大同爱儿子却为何使得儿子的后背活像一块烤牛排,不明白明明是大同的父亲给丹尼斯刮痧,大同却说是自己干的……这些文化差异使昆兰老板在文化冲击的第二阶段也满是困惑和不自在,然而,昆兰老板的明智和高明之处在于他找到了解决方案:走出去到华人社区去亲自求教和体验刮痧,然后找到案子有关人员,从而成功地解救了他的朋友大同及其全家。可以说,昆兰老板是影片中第一个成功且主动走出文化冲击全过程的人。
昆兰老板的胜利帮助许大同从文化冲击的第二阶段走到第三乃至第四阶段。影片最后“中国――China, 长城――Great Wall”的画外音告诉我们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最终都成功地走出了文化冲击,达到了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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