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小武》的主人公小武是个扒手，去自称是个干手艺活的

电影《小武》的主人公小武是个扒手，去自称是个干手艺活的。他话不多，也不笑，头总歪斜着。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在小镇上晃来晃去。陈丹青无法掩饰看到《小武》时的兴奋：“这就对了！一个北方的小痞子，烟一抽、腿一抖，完全对了！第五代的电影没这么准确。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没人表达过他们，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抓住了他了。”

　　靳小勇原本和小武是朋友，也曾和小武一样，是当地的“手艺人”（小偷）。靳小勇后来“改邪归正”皈依正道，即开办公司，成为汾阳县城的知名人士，取得了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而小武依然干着自己的“老本行”，于是他们成了不同世界的人。靳小勇结婚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小武自己结婚的消息。而小武无意中得知靳小勇结婚的消息后，将偷来的钱作为历尽送给了他，为了兑现曾经的许诺，即当自己将来发了财，送他六斤重的钱。在这个段落的结尾，靳小勇托人把钱退还给了小武。从靳小勇的“转变”和小武的“不变”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在小武的人格结构中，他一直执着于对友谊的追求，坚守者对朋友的信义。然而这种追求和坚守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显得那么的孤立无援。从社会转型的方面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思想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被颠覆，社会的变革使人们无所适从，人性中的冲突和矛盾变得尖锐起来。

　　《站台》书写的是历史，历史中的人。从80年到90年。再隔了十年回头去观照，人物的面目不再有细节的记忆，而悲欢不再如当日般在身心的表面煎熬，它们沉淀到时间的潜流里去，留下的，是一个会意的笑，一个沉默的动容。导演讲了四个普通青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是“文艺工作者”。于是他们比别的青年人，可能要更为敏感与尖锐些，走到风气之先。

　　钟萍是现实中不安定的因素，而尹瑞娟要实际得多，终是并入到日常生活的水流中去。张军对于外面的世界，有向往有模仿，但他不可能有鉴别力与反省力，而崔明亮似乎要与大家都不同些，他的目光中有隐忍的渴望，他对于僵硬的教化有直觉的嘲讽之色，他天生与现实有一种疏离。可是还有善意，甚至幽默。也许在一个更为自由与多元，有更多机会的场合下，崔明亮可以走得更高更远些。但是环境只充许他走那么远。他只能在离家之后又回家在电视的声音中，他躺在沙发上睡着，那沙发是原来父母家的，有大红喜字。影片的结尾有一个烧着开水的水壶学停的响着，长镜头越来越远，那最后的一个全景长镜头里，他疲惫了，软塌塌地窝在座椅里，前事随水壶的沸声收敛。火车呜呜轰鸣，希冀、追求；失落、苍茫；无耐回归，安身平凡，如此十年，火车汽笛成水壶的警示口哨，冀望、淡化。追求，弃我去者，难追、难求。青春的逝去太无奈了，以前的不甘平庸现在也没有一点点办法。

　　《任逍遥》的背景地从汾阳移到了大同，一个更大些更躁动些的城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或者说实际上也是很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中，贾樟柯所关注的仍然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片中的主人公小济和斌斌是“混社会的”而女主角巧巧则是个野模。斌斌和女朋友在卡拉OK里约会，一起唱“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贾樟柯在一次访谈中说：“在这样一个飞速前进的压力之下，人们有一种莫名的躁动、莫名的兴奋，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态度，得过且过，享受生命的欢愉，过度地寻找快乐，没有节制地生活。在这种生活态度背后，有一个非常悲情的原因：很多人看不到明天，有种‘临终前狂欢’的气息在里面。整个电影在拍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寻找这种气息。”贾樟柯的镜头语言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躁动与兴奋，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追寻，以及一定程度上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