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言论观点中，张颐武选择从消费文化的角度作出批评

各种言论观点中，张颐武选择从消费文化的角度作出批评，显然，消费文化也是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一部分。这时，张艺谋的“文化英雄”已经成为张颐武眼中的“市场英雄”，他敏锐地感觉到影片“《英雄》脱离了中国电影史的一般形态，构成了一种新的表达的策略和意识形态”[1].，在此情况下，张颐武认为，即使有成功的市场反应来保障，但对西方电影制作和运作方式的全盘吸收，包括幕后国际团队，似乎又反过来从正面完全接纳西方文化，比先前的“神秘东方”塑造更有背离民族文化之嫌。尤其在消费文化已被西方大肆批判过后，这种现象反倒在第三世界的中国市场重新走场，不免会有人在感慨票房之际，也要唏嘘这位大导演的手法存在严重问题。在“外向化”与“内向化”时期，张颐武的批评态度很明显，而且具有一致性，但到了“全球性”时期，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存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个体都不可能将自我完全封闭起来而不受丝毫影响，张艺谋的商业电影运作手法便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自然也就屡遭批判。而张颐武认为，全球化没有给国内市场带来机遇反倒使得国内电影市场受到好莱坞影片的冲击，面对这种困境，就要再度“内向化”，将本土观众作为主要观众群来进行电影创作。这里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张颐武批判态度中的矛盾性，在“内向化”时期，《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土”得掉渣的电影并没有得到他的认同，影片中角色的淳朴、执着没有得到批评者的精神认同，依旧将他们的形象、环境等作为一个落后的民族文化体现来批判。但到“全球性”时期，要求回归“内向化”，张颐武认为，“‘内向化’意味着电影的‘隐含观众’一直是本土的观众，他们的接受是中国电影存在的几乎唯一的意义”[2]。在此阶段，张颐武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更应该保护好自己的文化不受西方霸权文化的侵蚀和同化，坚持自身的独特性和本真性，以此来抵抗西方的“东方主义”化做法，具体到电影艺术上，中国电影在面对西方电影挑战时最好的方式就是照顾好本土观众，这是“唯一”有意义的做法，只有得到本土观众的承认才说明这部电影是真的具有民族性，才是保护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这里，张颐武批评的矛盾点显而易见，而且完全背离了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要义，完全忽视了不同艺术、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宁愿在套子里固步自封地满足本土观众的自我满足的需要，而忽略其他民族观众对自身文化的欣赏和接受，面对旁人他宁愿做一个哑口无言的绅士，也不愿倾吐自己的骄傲和不足，最终，谁也不会了解自己，旁人只会凭一己想象和主观印象对你妄加评论，这样，就又陷入“东方本质主义”的恶性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