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三地电影业的资金、技术、人才交流越来越频繁

无论如何，在三地电影业的资金、技术、人才交流越来越频繁，合拍片开始成为主流的情势下，“华语电影”已成为话语主角。但这并没有掩盖香港电影的身份，反而因为大“华语电影”中不同文化素质交融而产生的问题，令香港电影的身份及其尴尬越加凸显出来。“香港电影已死”的声音，与合拍片越来越兴盛的状况，的确具有某种关联。尤其是CEPA实行之后，香港电影迁就内地观众口味却适得其反的结果，更加深了人们对“港片不港”的忧虑。事实上香港电影本土容量小，长期以来就高度重视外埠市场的开拓以及基于打开外埠市场、达成盈利目的而展开的合拍。“香港和世界各个地域、国家之间的合拍，同与内地之间的合拍并无二致。但只因为内地市场太过于重要，而内地市场又较为保守，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节奏没有协调，才会有稍许的摩擦。”[3]

　　那么，所谓“香港电影”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成立？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开始具有本土性，其后香港电影新浪潮，更形成“我城”的意识，把目光对准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表达港岛民众的生存状况与所思所感。就此而言，从来没有一个边界清晰的香港电影，其内涵是在不断丰富和延展的。罗卡与法兰宾在他们的《香港电影跨文化观》中描述得很清楚：“地域意义上的香港电影还可以用出品公司所在地、主创人员的居民身份和所处位置来界定；文化意义上的香港电影则随时代而变，成分复杂，边界模糊。”[4] 　　在合拍片渐成主流的今天，其实已经有必要对“香港电影”作更宽泛的理解。香港着名影评人李焯桃对此认为：“‘港产片已死’的说法早已流传了多年，大家其实没有太大的异议――如果港产片的定义是八九十年代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的话。须知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国、粤语片，某程度上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以上海为中心）的延伸，其时尚未有‘港产片’的说法，确是不折不扣的香港电影。其后由六七十年代功夫武侠片至CEPA未签订、合拍片未大行其道之前，全部配上中英文字幕的‘港产片’，只是内地及国际影坛对香港电影狭义的理解。广义的香港电影却泛指香港电影人参与主创或投资的电影，由上世纪初至今经历多番大变，却从没有失传或中断的问题。”[5] 香港电影的边界，不应当仅仅依照表现对象、文本样态进行划定，而应秉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从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主要构成的“香港电影元素”来看待。就此而言，“港产片已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陈腔。港产片从来没有死去，而是以不同于黄金期的方式在生存，这种生存机制，对于促进一个大“华语电影”格局的形成，其实更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