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1942》的主创人员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

电影《1942》的主创人员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先后到豫、晋、陕、渝等地深入调研，用摄像机记录下了灾难亲历者的回忆。在电影《1942》拍摄前的准备中，主创人员通过这一系列行为表达了他们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这种还原真实责任的担当。刘震云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坦言，他在第一稿的剧本中也试图给《1942》添加一些历史背景，做一些宏观的场面，例如关于二战的国际战场的画面，讲述二战其他战场的补给情况;或者描写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人的行为。但是最终这些只能作为旁白，因为这与《1942》要表现的灾难显得格格不入。

　　当《1942》上映后，对比之前刘震云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其一，用虚构的情节来展现和还原1942那段真实的历史是很困难的，用具体的影像来诠释文字世界描写的苍凉是艰难的。其二，基于宏大的叙事角度，一直从电影《1942》的构思阶段延续到了拍摄阶段，都是与刘震云的初衷相悖的。刘震云一直在用历史时间中个人的历史来解构正史，这是一种淡化意识形态历史观的表现。而电影《1942》宏观的叙事角度，是以历史的视角来描述这个事件的，这与刘震云“口述历史”的基本观点是相背离的。刘震云的观点和看法最终只缩减成开头和结尾的旁白，原作的艺术魅力被大幅削减。没有了第一人称的旁白，整部电影的主要篇幅变成了全知的第三人称视角，这样原本文字表现的内容变成了表层的信息，致使原本隐藏在文字中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信息成为直接传递的画面，这也正是小说转换为电影的无奈，这也使原作历史态度的表达受到了影响。

　　刘震云认为所谓的正史是权力讲述的历史，是为了发挥“讲述权力的权利”的功能而叙述的，这种历史主要用来证明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以及震慑被统治者。这种历史观，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趋向性，视角宏大，对于历史发生过程中个体的特性进行了忽略。而刘震云的写作风格更像《圣经》中表达故事的方式，这种方式记录苦难、反对权力，试图用一种史诗和神话的笔触对“权力讲述的历史”发出质疑和批评，这样的一种精神气质在刘震云故乡系列的作品中得到了展现。

　　电影《1942》中有两条线索，其中“蒋委员长―各级官僚”这条线索是用来交代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过程，这相比于原着，变得更为表面。“东家老范―逃难相亲”这条线索最能体现刘震云的语言风格，但是电影《1942》中这些修辞被极大地削弱了。

　　影片的历史讲述姿态取决于经历及思考这场灾难的角度和展开故事的线索。电影《1942》在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也开始由那种带有圣经气质的私人讲述历史角度向权力讲述历史角度的倾转。而这种倾转不是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唯一选择，例如电影《活着》没受到私人讲述和权力讲述的限制，它以一个人物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的一生，最大限度上摆脱权力讲述使这部电影显得更为纯粹。而国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一个人的遭遇》都采用了这种方式，都取得了较好的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