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民族电影的拍摄就是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仪式化

原生态民族电影的拍摄就是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仪式化，如婚丧嫁娶、成人之礼、踏歌远行等。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我们的桑嘎》中，电影的片头就是对侗族传统的满月酒进行展示；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滚拉拉的枪》中，就展示了苗族少年的成人仪式以及树葬的仪式，电影主角滚拉拉在陌生的苗家人住宿，告别的时候苗寨姐妹俩为他唱了苗族最为传统的送别歌；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尔玛的婚礼》的片尾展示了羌族的传统婚礼和习俗。[2]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制作人都喜欢大力地宣传和赞扬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俗，并激发观众对少数民族的好奇心，从而满足电影制作人的追求。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借助仪式、语言展示民族的文化是可行的，但是电影制作人必须要借助仪式对原生态少数民族的社会以及文化世界进行揭示。在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中，格尔兹将巴厘人斗鸡的习俗分为了相对应的斗鸡等级制度，详细地阐述了个人情感与集体无意识的辩证关系。 　　电影制作者要想对民族文化的形态进行详细的了解，制作者就必须要从最直白的民族语言入手，并通过细微的观察和跟踪，详细地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并避开纯粹的主观臆想和误读。所以，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制作的过程中电影的对白、主题曲、插曲、旁白都必须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通过少数民族本身的语言对其民族的文化本质进行有效的展示，并表达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特质。但是如果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仅仅通过语言层面强调原生态的文化，就很难在美学的艺术上吸引观众，同时如果也只依靠语言的外壳，忽略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展示，并使用单一的情景模式，没有区别不同的区域和故事，也就无法取悦观众。采用民族语言表达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与借助仪式展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一样的，都是可取的，最为主要的是电影制作人能否通过语言和仪式真实地展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和内涵。美国人类语言学者曾经利用非语言的交流方式作为电影制作的素材，即眼神、神态、记号、服饰、口音等，着名的音乐学家、民俗学家阿兰?劳迈克斯也通过人类学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在1961年搜集了全国200种人类学的电影，并对少数民族唱歌跳舞、语言等方面进行不断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内涵进行暗示。因此，原生态民族电影的制作就可以像人类学电影的拍摄一样，借助学术研究来表现民族的语言方面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