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研究古希腊悲剧的基础上，从其哲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出发

黑格尔在研究古希腊悲剧的基础上，从其哲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出发，运用矛盾发展学说，揭示戏剧是以冲突为基础的叙事艺术。黑格尔把冲突分为三类，“第一，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这些情况本身只是消极的，邪恶的，因而是有危害性的；第二，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这些自然条件虽然本身是积极的，但是对心灵却带有差异对立的可能性；第三，由心灵的差异面产生的分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矛盾，因为它起于人所特有的行动”[1]。在黑格尔看来，冲突是必然的，至于以什么借口，在何时发生，那是偶然的。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具有合理性，但同时在道德上又有片面性，每一方都因为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损害了对方的合理性。

　　虽然黑格尔构建的是戏剧的冲突律，但是对于属于好莱坞电影体系、大部分为剧情片的李安电影来说，还是具有相当的契合度和说服力的。因为李安电影在使用电影语言、挖掘电影本性的同时，保持了与戏剧的丰富联系：冲突仍然是李安电影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力量。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构成的“家庭三部曲”，是李安的早期作品，主要表现子辈和父辈的冲突。《推手》《喜宴》中的子辈生活在美国，父辈从中国内地或台湾来到美国后却无不感到失望。《饮食男女》则相反，丧偶多年的老父亲遵从自己的感觉，鼓起勇气娶了和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妻子，让大家都难以接受。在这些“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的背后，潜藏的其实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遭遇西方现代家庭伦理的尴尬和困境。在西方的文化氛围中，赡养老人、传宗接代等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显得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来说，《喜宴》的重点并非同性恋，而是同性恋不能生育的后果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带来的冲击以及为消弭这种后果的努力。

　　《卧虎藏龙》是李安历经《理智与情感》《冰风暴》《与魔鬼共骑》后讲述的中国故事。按照黑格尔的冲突类型来看，《卧虎藏龙》表现为“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向“由心灵性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过渡的状态。因为在《卧虎藏龙》中，礼教的规训正内化为心灵的冲突。从《色?戒》开始，“由心灵性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趋于成熟和完善，理智与情感的分裂和对立更趋激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是这种冲突的极致，理性和本能的冲突表现为精神和肉体、人伦和兽性的较量。

　　相对于理智和理性，情感和本能是人的非理性状态。“非理性是好莱坞的强势话语，在非理性世界的驰骋中，好莱坞表达着自己的人文观念。”[2]李安电影也是如此，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之中，经常是理智败给情感，理性败给本能，随之带来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性伦理、政治伦理等方面的越界。如果说伦理越界的直接动力是矛盾冲突，那么其根本原因则是好莱坞电影话语体系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饮食男女》中的老父亲、《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色?戒》中的王佳芝等都经历了个人主义的觉醒，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色?戒》为王佳芝、易先生的辩护，毫无疑问是站在个人主义的人文主义立场上，反抗和颠覆那个压制个体、否定个体权力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