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言,自然环境决定了那个地区的人类的文化。换言之,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产生什么类型的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地中海文明还是我国中原地区的文明,都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作为土地的使用者,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民以食为天” 是对古时候我国古人生存依据的最佳写照。中国人民获得生存依据的方式决定了他们观察自然、认识宇宙、认识自身的思维方式。“民以食为天”,这里的 “天”同样包括自然,自然万物是农民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正因如此,他们没有理由诅咒赖以生存的自然,只有歌颂、热爱!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人类,依附于自然,存在于自然之中。“天地合而万物生,万物生而有父母,父母生而有我。”在古人看来,人类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是同源的,故而“物我合一”的观念,存在于中国人朴素的哲学理论之中。
照此来看,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生命观不可避免地渗透于海峡两岸的导演的头脑之中。反映到电影创作上,那就是都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叙事的背景,作为描述文化滋生的元素。随着时间的延续、人类活动的增加,人文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久而久之,两岸地区的农民生活的乡村自然环境显示出不同的个性,环境变化了,文化也在改变,心灵世界也随之变化。尽管环境不同,故事情节迥异,但是其中散发的带有中国独特色彩的气息却是一致的。不同的情节却诉说着华夏五千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黄土地》以苍凉广袤的西北高原作为电影序幕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人物(顾青)出场了。孤寂苍凉的高原衬托着剧中人孤独的身影,四周寂寥,唯有沧桑的孤树陪伴着他。情与景有机地合二为一。《红高粱》中那被风吹动的恣意摇摆的高粱,向观众诉说着主人公敢爱敢恨、狂野但爱憎分明的品性。导演把茫茫高粱地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又加以对比强烈的红色为底色,既烘托了人物,又暗示了他们悲壮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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