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最初以当地乡土文化为拍摄题材、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电影执导者

在台湾，最初以当地乡土文化为拍摄题材、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电影执导者，更多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儒家的思想还是道家的观念，在这些导演的影片中都有深刻的体现。所以，我们看到的乡村更多的是如诗如画般的境界，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对这些电影场景最好的诠释。美丽的乡间生活、如诗的田园意境、自然地成为那个时期导演和观众们心灵的归宿――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回归本真，这些影片更多的是与观众分享乡间泥土的芬芳，在观众与导演之间醉享乡土气息是他们感情共鸣的契合点，即使是在日本侵占并统治台湾的残酷的日子里，人们依然乐享自然，在痛苦的岁月里睿智地生存――那里就是向往的乐土、心灵的依托。纵情浏览此时类似题材的电影，让我们欣赏到的是人们的淳朴与善良。陶渊明笔下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场景，被导演用现代化的手段展示于我们眼前。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无不透露着导演的幻想与浪漫。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导演手中的作品描述的乡土生活简单而淳朴，平凡又被人津津乐道。

　　然而在内地，尤其是偏远的西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闭塞的交通隔断了西部地区与中原以及东南沿海的文化交流――黄沙荒草戈壁滩，那是我们谈及西部时难以抹去的印象。“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何其荒凉、悲凉！试想，生活在这样的悲苦环境中的农民有着怎样的境遇？凄苦闭塞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固守且只有固守，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漫漫黄沙戈壁滩。他们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拥有的只是悲哀与凄凉。他们何尝不想摆脱这痛楚，然而，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黄土地》诉说的是主人公翠巧不幸的生活遭遇――家中父母没有足够的彩礼钱，为了让弟弟成家娶上媳妇，她以牺牲自己幸福婚姻的代价换来了可以给自己的弟弟传宗接代的弟媳妇。落后与贫穷却要让无辜的翠巧为它们买单――弟弟婚姻的背后是姐姐滴血的泪水。《老井》则描绘的是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的农民与命运、与自然抗争的故事，歌曲《我热恋的故乡》中“亲不够的黄土地，喝不完的苦井水” 用来诠释剧中农民的内心世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心痛却难舍――为生存抗争却又无力而无奈！与其说是对西部地区农民生活的描摹，不如说是当地农民凄苦命运的展示。有的试图摆脱这残酷的境遇，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加入现代文明的大军之中，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在闭塞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距离现代文明还有很大的距离――他们是无辜者，也是受害者。大家不会忘记高加林这个名字――《人生》中的悲剧人物，他就是这类抗争的失败者的典型。

　　《惊蛰》的女主角关二妹为了逃婚，逃到当地的县城里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情感的挫折让她无奈之中又回到了她曾经生活的故乡。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她百般无助之下还是与那个自己曾经逃避的人成了家。当然，还有一种抗争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或者个人权利的自觉。着名影星巩俐塑造的秋菊的形象就是这一类抗争的代表。秋菊不听村里人的百般劝阻，执意要与村中的土霸王村长打官司，顽强的自我维权意识颠覆了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妇女逆来顺受的形象。倪萍饰演的乡村“土教师”张美丽又是另一种自我觉醒的形象。她用坚强的意志和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偏远地区的教育事业。尽管她知识有限，但是她的热情感动了来自城里的支教女教师。张美丽，决心用知识改变当地孩子的命运的做法，这是西部地区农民自我改变的生存智慧。恶劣的环境束缚了当地的农民，造就了他们特有的生活、特有的思想观念。抗争――与现实抗争，与命运抗争，不甘心命运的摆布，也许是那个地区的农民最强烈的想法。残酷的环境、顽强的生命，点燃了导演的激情――批判与反思、歌颂与关注。于是一部部反映西部农村题材的影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影片中的人物或泼辣、或憨厚、或纯朴、或坚强；场面或灰暗或靓丽、或低沉或昂扬――导演用现实主义手法向我们展示了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画卷。

　　自古以来，中国古人就是以村落为基本的社会单元聚集在一起，生存的渴望让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极为简单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互为支撑。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此定义为“差序格局” ，他认为，在这种格局中，每个人就是群落组织的一个基点，以这个基点为圆心向外辐射，形成了彼此交织的关系网络，而社会关系就是这种个人关系的叠加。这是一个彼此熟悉的群落、彼此熟悉的组织，两岸的文化相似程度即源于这种简单的叠加。不可否认的现实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城市节奏的加快，一些电影描绘的过去农村简单淳朴的关系，那些家家户户出门从来不锁门却不用担心家里东西丢失的情节，只能是电影片段的描述了，成为那个时期那个地区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永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