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浓浓的物哀美,并一直影响着日本的艺术作品中的审美取向。
在《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中,美丽善良无私奉献的松子无论是在外型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极具美感的,创作者在“物哀”精神引导下,只有让松子逝去才能获得永恒的美学价值,正如日本人对于樱花喜爱的原因是在最美好最热烈的时刻凋零才是最美的。电影循着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物哀”审美,让美好的松子度过被人嫌弃的一生最后以死收尾。恰恰是这种悲剧的注入,让艺术中充满着苦闷、忧愁和悲哀,完成了日本人所认可的艺术的最高级别的审美。在电影中,对于松子往生的画面给予了唯美的渲染,也反映出日本文化中摆脱生之苦闷的死,是一种崇高向上的死,具有以死为美的审美特点。正如川端康城在《不灭的美》中说:“在日文里,‘悲哀’与美是相通的词”[6]。死亡在川端的审美逻辑里就是最高悲哀的美。死的存在始终威胁着活人以致使人感到人生无常,人总是孤独的。生命追求美,而美是虚幻的。虚幻又代表死,死就是美。
相比于日本民族的物哀美文学传统,中国的中和美可谓渊远流长。中国主流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本质特征,人们总是从现实人生中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寻找美,死亡也因此失去它的恐怖与神秘,形成了中国人乐生避死的审美传统。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学一直注重生而不是死。例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
中国古代先贤的死亡意识是面对死亡如何摆脱的思考,达到旷世的永恒或超越时间的局囿。这种传统死亡观日积月累地积淀于中国人心理结构的深层,形成了规避死亡的集体无意识,使对死亡本身的直接性思考、对生命本体的肉体消亡体验无形中成为一种禁忌。而正是这种禁忌森严的文化观念,使得中国文学中的死亡描写多半从认识角度突出死亡的价值意义。在《活着》中,死亡事件贯穿始终,死亡作为一种叙事的手段推进情节的发展,死亡本身并非是好事,但是福贵在经历了亲人的离世后,依旧认为活着就是纯粹活着,达到向死而生的超越。
日本文化中的“物哀”审美观和中国文化中的“中和之美”的审美观的差异,导致了在死亡意识上的差异:日本人认为高尚崇高的死是具有美感的,而中国人认为死亡是一种禁忌,把死亡当作活着的一种对照。
5.总结
死亡意识的宣泄与表达是艺术中常见的。电影《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和《活着》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于死亡主题的表达。两部作品中对于死亡的叙事方式和审美暗示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日两国在民族文化心理差异上形成的生死观的差异。日本文化的“物哀”审美和中国文化的“中和”之美的差异是中日两国生死观产生差异的文化因素。(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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