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整部影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许多中国人卑躬屈膝、甘愿做别人的仆人

回顾整部影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许多中国人卑躬屈膝、甘愿做别人的仆人，并且唯唯诺诺、沉默一言不发的画面。作者对中国人的描绘，流露出西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以及对东方人民的蔑视之情。据法国形象学家巴柔的观点：“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形象受社会和时代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的整体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①

　　 病情灾区的人们似乎都是野蛮而愚昧的，为了凸显男主人公瓦尔特的伟大，中国的民众仅仅是作为背景人物而出现，他们对外籍人士的排斥也让观者觉得不舒服，也让中国人的形象大打折扣。而影片借助女主人公凯蒂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肮脏杂乱的一面：破败的房屋，肮脏的玩偶，古怪的奴仆，污秽的街道。总之，在她的眼中，这是一个疫情泛滥、破败不堪的村庄以及一群丧失话语权、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男女主人公都是高尚的救世主，而中国民众则扮演着愚昧、丑陋、迂腐的被拯救者的角色。毛姆为了实现心中那个崇高而伟大的救世主理想，那个英雄主义理想，把瓦尔特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中国人民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英雄周围沉默的背景。与小说《面纱》相比，影片中的人物虽然不再是毛姆笔下“沉默的他者”，他们也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可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对所有外国人盲目的粗暴攻击。此时，小说中迂腐懦弱的中国人又变成了热爱祖国的愤青，于是才有了挥着臂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除鞑虏”的勇气，有了对凯蒂围追堵截的愤怒，有了与瓦尔特对峙的勇气，可是这一切最终却败给了瓦尔特的机智勇敢。影片中这一情节的描写明显地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负色彩，好像中国人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那么不堪一击，永远是羸弱的“东亚病夫”，永远只能充当英雄的背景人物。在这一群背景人物当中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阀，也被塑造成蠢材，影片中短短一段对话，把军阀无能、腐败、势力的丑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可否认当时的军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刻画无疑丑化了中国军阀的形象，这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存有偏见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