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论”是许多宗教的核心论点。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无法抗拒预言,只能被动承受命运之线的牵引。与之相比,基督教的一些派别虽然承认人的命运与上帝的意志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却认为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
耶利米书18章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上帝让耶利米去一个陶匠家观察陶匠是如何用泥作器皿的。“窑匠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作坏了,他又用这泥另作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作”(《圣经》耶利米书 18:4)。这里,窑匠代表上帝,而泥就是人。许多人误解这个故事,以为人没有选择,上帝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后半段,上帝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 (《圣经》耶利米书 18:7-8)。由此推导前面故事的真正意思是说,陶匠想把泥做成一个美丽的器皿,是泥不配合,他只能把它做成丑陋的器皿。泥土(人)必须自己做出选择是成为美丽的花瓶(好人)还是丑陋的泥罐(恶人)。这就是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也是人的命运发展向何方的关键所在。
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中的主角安德顿是一个正直的、嫉恶如仇的好警察,但却被先知预言将要成为一名谋杀犯。他以为是先知错了,但结果却是“没有错误”。在他追查真相的过程中,一切预言都一一成真,就在他要抠动扳机射杀“绑架犯”的那一刻,先知大喊:“你还有选择!你还有选择!” 安德顿最后听从了先知的告诫,压制住心中的怒火,放下了枪。他的自由意志让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成为一个被陷害的好人,成为一个揭露黑幕的英雄。而作为镜子的另一面,安德顿的上司兼导师,一个受人敬爱的老警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从一个英雄变成为了真正的凶手。
世界末日、造物主、乐园和预言,是三个美国科幻影片非常喜欢使用的主题。但为什么科学需要从宗教中找寻灵感?
首先,美国科幻电影仍是美国主流文化的反映。第一批来到美国的清教徒抵达现在的波士顿时,相信他们发现了“山上之城”即新耶路撒冷,从此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教派,在美国生根发芽,迅速壮大。虽然现代美国宣称是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但是基督教徒(Christianity)仍然以约占国家人口的约70%的份额占据首位。在基督教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美国编剧和导演,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这份宗教记忆投射到好莱坞的大屏幕上。
其次,科学的发展需要道德的管束。受17-18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影响,美国人相信科学的力量可以帮助人类操控自己的生活,科学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二战后,美国拥有了强大的科学家群体,如冯?布劳恩、费米、爱因斯坦、罗素等,他们使美国一跃成为了核大国、航天大国。这也催生了一大批以太空探险、基因改造为主题的科幻电影。但是,科学探索有无底线?当我们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之后,是否也可以改变自然规律,甚至创造生命?当科学家们一心一意要找出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生命体、找出克隆人类、长生不老的方法时,是否也在为人类的灭亡掘好了坟墓?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不信教,这里的宗教喻指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他把科学研究定义为探索发现自然界存在的规律,并对神圣的宇宙秩序心存敬畏,他并没有想“成为上帝”去创造新的宇宙。爱因斯坦不赞同把宗教和科学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两者在指导人类生存上相互依存、各司其职。因此,许多科幻片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可能存在的伦理灾难而借用宗教故事或是暗藏宗教教义。
当西方进入现代化,科学的推进器推动整个社会脱离蒙昧,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候,人类社会也陷入了环境污染、战争屠杀等一系列生态和人道主义危机中,天天生活在“末日”的恐慌中。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是我们做出正确选择的成果,而每一次灾难的发生则是每一个错误抉择的苦果。在科学创新频频挑战人类道德底线时,西方人又不得不回到《圣经》中寻找对自我、对世界的救赎。在历经千年之后,《圣经》中的故事依然可以在指引人类伦理道德生活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科幻片中处处有“上帝”的踪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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