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敌―战胜”模式：007电影中的英雄主义叙事在美学之中

“遇敌―战胜”模式：007电影中的英雄主义叙事在美学之中，英雄主义叙事是最能够将崇高美与悲壮美结合在一起的，人类在潜意识深处永远都有着对于英雄的崇拜心理，胆识过人、品德高尚的英雄们对于人类来说是不朽的，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欲望的表现，这也就导致了英雄主义叙事从文学、戏剧再到电影的多年繁荣。[3]在电影诞生之后，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形成，英雄主义叙事又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以及文化传统等结合了起来，并没有失去它的光辉。这可以视作007系列电影中始终秉承着英雄主义叙事的普遍性原因。另一方面，其英雄主义叙事还有着特殊的原因。最早的007电影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美苏阵营正陷入“冷战”之中，双方敌对的程度逐步升级。在美国，夸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丑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形象成为当时的“政治正确”。而007电影的出现就迎合了西方自上而下需要的一种强大的，能够对抗苏联等国家的“正义”力量的社会情绪。即使在当时的007电影之中，苏联并没有被明确列为邪恶一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氛围奠定了007诞生的基础，即使是在苏联解体，“冷战”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后，“冷战”的思维还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詹姆斯?邦德依然需要不断在银幕上对抗着西方观众选择的“假想敌”。这一思想意识背景也就使得007电影的英雄主义叙事呼之欲出。 　　例如，在《007之俄罗斯之恋》（1963）中，苏联窝藏着英国人要找的密码机，邦德最后的成功是因为英方策反了苏联的塔迪娜，一对俊男美女就在苏联与当地的魔鬼党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很显然，苏联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敌对方。而到了获得奥斯卡提名最多的《海底城》中，邦德第二次与俄罗斯的谍报人员打交道，但是与《俄罗斯之恋》之中英俄之间充斥着火药味不同，此时双方是联手共同对敌的关系。在电影中，英国与苏联的核潜艇神秘地相继失踪，这无疑引起了两国军方的高度重视。而这一切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并非苏联领导人，而是怀着勃勃野心，妄想能够征服世界的世界巨富航运业大亨史登堡。史登堡不仅占有了英、苏的核潜艇，更是建造了一座海底城，并一心要利用核弹炸毁纽约与莫斯科。这一计划非常明显地将“冷战”阵营之中的两个超级强国置于了同一战线之内。而邦德潜入海底城，在苏联特工安雅的帮助下最终挫败了史登堡的阴谋。美（英）苏这两大对头在电影之中被迫成为合作伙伴，这并不能说是007系列电影抛弃了“冷战”思维，导演显然是刻意地想避免渲染对苏联的敌意，但这种回避其实还是“冷战”思维的一个侧面，并且最后在电影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依然是邦德而非安雅，两人的主从关系十分明显，换言之，苏联（安雅）依然要依靠美英（邦德）的保护才能取得胜利。

　　而必须承认的是，007系列电影并没有因为它的“冷战”背景而失去它在东方的市场，这主要是由于当代的东西方都进入了现代社会，人们普遍都感觉到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不断给人们带来焦虑和压力。在这种状态下，电影承担着为人们调节情绪，放松精神的任务。007系列电影一方面给观众提供了诸多异想天开的、极具科技感的敌人，如《海底城》之中子弹都无法射穿，能够把人活活咬死的“大钢牙”，能将潜艇直接吞噬的超级油轮等，让观众备感新奇紧张；另一方面，詹姆斯?邦德又能够在危机重重之中游刃有余，大显身手，同时还幽默风趣，显得魅力非凡，表现出一种英国绅士特有的优雅，无疑是观众某种心理的投射。这也就使得邦德的形象尽管在说教的层面上是带有西方背景的，但是在娱乐的层面上却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