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是悲剧的主体性内容，是影片中矛盾冲突展开的平台

情节是悲剧的主体性内容，是影片中矛盾冲突展开的平台。早期的科幻电影常常依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吸引观众，而现代科幻电影更多的是凭借令人耳目一新的特效来吸引观众，在情节的设置上却趋向于简单化。《猩球崛起》同样有着出色的特效，但其情节设置无疑也非常出色，可以利用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情节中心说”来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情节是组成悲剧的要素中最重要的。[4]悲剧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陷入逆境之中，并不是因为他本身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过失。既然是过失，就意味着并不是主观情感促使他这样做的，主人公在本质上仍然是善良的。而由他的过失所引起的悲剧行为是与其初始的良好道德愿望相违背的，是出乎观众的意料之外的。这种不是由蓄意的错误而造成的悲剧命运最能够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影片中，凯撒与人类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因而在威尔的父亲与邻居发生冲突时才像发了疯一样冲下楼去对其施加暴力，致使对方受伤，也因此被送到专门的动物管理机构，这才有了后面被虐待、揭竿起义的行为。在这里，凯撒暴力行为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却意外导致对方受伤，因小过失而惹出大祸，为后来的人猿大战埋下了伏笔。凯撒经历了命运的“突转”，由人类家庭的宠儿变成受人虐待的阶下囚，由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到被科巴暗算差点死掉，最后又失而复得，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由顺境转为逆境，但在困难面前却从不言败，勇于接受厄运的挑战，其性格中崇高的部分因此得以显现，这是观众对其产生同情的主要原因。

　　其次，除人类与猿族这条主要的矛盾线索外，在《黎明之战》中还设置了另一条冲突线索，即猿族内部因为权力斗争而产生的冲突。多线索的并行叙事，使影片的情节更加紧凑。科巴与凯撒的初衷都是着眼于猿族的长远发展，只不过二者由于先前的遭遇不同因而对人类持有的感情和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凯撒想要建立的是一种猿族与人类在地球上和平相处、各自生活、互不打扰的理想社会：而科巴想要从根本上摆脱人类的统治，彻底解除隐患，成为地球绝对的主宰者，因而凯撒和科巴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而这两种不同的理想社会状态在本质上是完全对立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难以调和，因而一旦有导火索出现，二者之间的战争就一触即发。科巴感谢凯撒将他从实验室救出来，所以一开始对凯撒是完全臣服的，但是为了建立他心目中猿族绝对自由的理想社会，一旦恰当的契机出现，他就断然不会放过。科巴所代表的极端主义势力在与凯撒所代表的和平主义力量的对垒中受到重创，他本人也因此受到惩罚，其所代表的理想的猿族社会也因此而破灭。在《黎明之战》中，凯撒所建立的政权正是对人类社会的镜像，其中的钩心斗角和利益冲突与人类并无二致，影片也借此完成了对人类社会的讽喻。

　　综上，《猩球崛起》系列电影堪称美国好莱坞具有悲剧意识电影的典范。片中，猿族在人类的奴隶和压迫下备受折磨，其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抗人类的暴虐统治才是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因而建立了猿族政权。但当猿族可以独善其身后，其政权内部也出现了权利的争夺，这种对人类社会的影射大大加深了影片的内涵。影片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技伦理道德的底线问题，并通过对灾难主题的阐释、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悲剧情节的设置将悲剧美学发挥得淋漓尽致。《猩球崛起》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值得国内科幻电影人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