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新城市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出现了，这些城市的存在基础是工业

一批新城市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出现了，这些城市的存在基础是工业，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消费城市所拥有的特点在这些生产城市中很少，这些生产城市被各种各样的机器所围绕着，不过这并不代表着它们就应该被批判和反思，其主要表达的是对未来的肯定与愿景，被工业的速度、力量和积极豪迈的感情充斥着。或者可以说，这些工业城市的出现离不开国家工业思想的指导建设。

　　在影片《光芒万丈》的片头标注着：东北解放区X城。既然是“城”那就应该是城市，不过影片中城市的环境远远比不上消费城市，这座城市到处充斥着高架线、烟囱以及建筑、交通工具或者街道等。然后就是电影海报，这张海报上是一位正在工作的工人，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以工业为主。电影紧接着衔接的是在一栋大楼内举办的“工业展览会”，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照片赫然悬挂在这座大楼的墙面上，劳动代表们用自己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他们成为劳动代表的过程。电影中，后革命时代的思维仍在影响着电影的叙事结构：以特务为代表的反革命分子们仍然致力于破坏新中国的和平，新中国仍然存在危险。与此同时，电影中的劳动代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们牺牲掉自己的业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完成祖国的建设。电影《笑颜逐开》所描写的城市也是一座工业化城市，这座城市仿佛就只有建筑工地和生活区，即使是生活区也不像消费城市那样充满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这样的安排能够凸显出国家和家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现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最开始的那幅景象就是一个工厂，这个工厂有厂房，有烟囱。紧随片头之后出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机器工作的景象；其后就是下班后工人们成群结队收工回家的景象。车间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有规矩在制约着。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注重单位概念的理解，个体存在于单位之中，是单位的一部分，在我国，占组织结构方面重要比重的是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城市中的单位制度，此两种制度完成了人民公社和单位对农民或者工人的规范制约，这两种制度是在国家的指导下成立的，所以，与其说农民和工人受这两种制度的制约，不如说是农民和工人受国家的制约。 　　如果仔细划分，电影中存在的空间一共有三个，它们分别是：丁少纯的个人空间、家庭空间，还有就是工厂的空间；但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其实只有两个空间，分别是工厂的空间和丁少纯的个体空间，家庭空间只是工厂空间的一个分支，家庭空间围绕的话题只和工厂有关；而丁少纯的个人空间中所围绕的就是生活中琐碎的问题，比如服装、娱乐活动等；在家庭空间中，丁父家的装饰很少，而丁少纯的家则丰富得多；丁父吸烟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而丁少纯却被丈母娘鼓励吸烟，丈母娘觉得吸烟是财富的象征，不吸烟是会受穷的。

　　电影中每个情节的安排都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暗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消费欲望的膨胀。丁少纯的妈妈在打扫房间的时候不小心发现了儿子谈恋爱时写的书信。上面的语言强烈地刺激到了丁父，书信上的描述模糊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界限，这是丁父所不能容忍的，这不再是简单的家庭矛盾，而是政治阶级矛盾。丁少纯是无产阶级的传承者，需要时刻保持自己无产阶级工人的信念，不能被资产阶级同化，是革命的重中之重。

　　丁少纯的好友季友良和他不同，季友良的思想比较正面，季友良忘记了和丁少纯看球的约会，因为他不注重这些娱乐消费。还有就是季友良穿着比较简朴，而丁少纯却穿得比较花哨；季友良不会接受工会的资助，而且还会在闲暇时间去工厂值班，休息的时候还去工厂学习，季友良的心完完全全都在工厂上，他的所有时间都已经奉献给了工厂。有人对丁少纯说：“人和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同，追求不同。”“如果只注重物质追求，那么就会忽略工作，忘记光荣的革命传统。”在电影中，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隐私的存在，因为个人既是生存在生活中，又是生存在国家之中，这是一个二选一的必选题，要么选择生活，要么选择国家建设。

　　显而易见，国家建设才是国家所允许的选项，但是这种强迫意识下的选项必须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在对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在这样一个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的选择已经不再受意识形态所决定，而是在现代工业逻辑基础下的必然选择。要维持一个大规模、高效率工厂的正常运作就必须依靠组织纪律的制约，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现代工业生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20世纪初的美国大工业家亨利?福特曾经就这一点做过详细清楚的解释，在其指导下整理出的“福特式现代化”或者“福特方式”中，就包含了工人如何安排工作和家庭的生活，如何良好地享受业余生活。发展一门业余爱好，培养生活情绪，也是促进生产的一种手段，因为在良好的生活下能够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高就得益于私人时间的合理安排与控制。

　　随着国家的发展，消费城市在空间上俨然成为一个乌托邦似的存在，不过这个空间并不是一个没有质感、毫无意义的空间，它是一个被阶级立场、政治评判以及伦理道德所充斥的空间，是一个被过度形象化的“想象的能指”。依此类推，国家理想中的乌托邦城市应该是生产城市，它也是一个被过度解读的能指。消费城市和生产城市对国家的建设同等重要，是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体结构。换言之就是，如果想要顺利完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那么就必须平衡私人生活空间和工厂空间两者的关系，摒弃“拒绝消费，保证生产”这种错误的叙事逻辑。不过要想人民服从后革命时代的带领，就必要完成对革命群众的承诺，即人们最简单的“衣食住行”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之外的东西，就是阶级和政治需要考虑的问题了。勤俭节约、朴素大方、尊老爱幼等道德规范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它更像是一个经济问题，在这个时代之下，禁欲伦理是社会主义文化所强调的逻辑概念。学者程巍曾经表示：“道德的特征取决于经济的特征，曾经社会所认可的美德是强调积累和节制的禁欲主义，但是，其实它只是经济败落时期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一个必须遵守的经济要求，它和道德毫不相关，不过如果想再次实现再生产，那么就必须依靠道德来制约人民的消费欲望。”“是禁欲主义好于享乐主义，还是享乐主义好于禁欲主义？”这些问题看起来和文化道德有关，但本质还是和经济相关联，这些问题的答案受当时社会形态下的经济条件或者经济形势所影响，是一个流动的道德――文化意识流，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保持经济条件或者经济方式始终处在最有利的水平上，同时保证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