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头介绍】：
1992 彩色片 94分钟
意大利BBE国际电影公司摄制
导演：埃米迪奥·葛莱科 编剧：安德雷阿·巴尔巴托 埃米迪奥·葛莱科(根据莱奥纳多·夏夏同名小说改编) 摄影：托尼诺·德里·科里 主要演员：姜·玛利亚·沃龙台(饰弗朗佐教授) 埃尼奥·方达斯蒂基尼(饰警察分局长) 里奇·托尼亚齐(饰警察队长莱普利) 马西莫·达保尔多(饰警察总局长) 马西莫·基尼(饰开沃尔沃车的人)
【剧情简介】：
一个中年男子开着一辆沃尔沃车在圣·约翰别墅前上了去麦西那的渡船。
他是一家制药公司的代理商。在轮船上，一位长者(稍后，人们认出，他是受人尊敬的弗朗佐教授)在同他交谈。这天雾色茫茫，天和水连成一片，几乎见不到麦西那。教授指点着说：“也许它不见了”。
晚上，那个开沃尔沃车的人在城里转悠。他看见，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火堆和聚集的人群。
他好奇地走上前去，询问正在那里交谈的一群老年人。他们告诉他，这天是本城保护神圣·朱塞佩的节日的前夜，人们正在将旧家具烧毁。
就在这同一时刻，警察分局里的电话铃声响了。分局长正准备离去，这时，警察队长莱普利拿起了听筒。这是一个名叫罗切拉的老外交官从他的乡下别墅打来的电话。他长期在国外工作，现在回到家里，发现了特殊情况，想让警察局立即派人去看看。
分局长对队长说，他不必立即赶到罗切拉家里，第二天去也完全来得及。
第二天上午，当队长带着两警察来到罗切拉的别墅时，发现老外交家已额头中弹身亡。外交官伏在写字台上，那上面有张字条，上面写着“我找到了”几个字。看上去，像是自杀，但对一些细节推敲之后，队长认为这是有人精心导演的一场谋杀案。他对现场继续进行调查，发现屋前场地上有汽车和货车轮胎的新痕迹；场地两边原先也许是做牲口棚用的棚子现在被人用一把新锁锁上了。
莱普利继续深入调查，这时警察总局局长却想迅速了结此案。
但莱普利的调查报告里有许多疑点尚未解决。恰在这时，弗朗佐教授跑到警察总局，讲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他的老朋友罗切拉曾在出事的头天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他这次回来是为了寻找珍贵的家书：加里波的给他曾祖父、皮兰德罗给他祖父写的信件。
结果，他发现，家里被人偷偷地安装了一部电话，尤其令他不安的是，他们家的一幅名画已被人偷盗多年。
自杀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使调查变得更加复杂的事情。一列火车停在空旷的乡下，车长拦截了一辆过路车，请开车人通知邻近的车站站长。
被拦截者正是那辆沃尔沃车的主人：他同意帮忙。但列车仍未接到通行的指示。
于是车长沿着铁轨线，步行跑到车站。
结果，他发现，站长和搬道工死了。
制药公司代理人在广播中听到，警察局正在寻找他。于是，他便主动来到警察局，叙说了车长要求他去找站长的经过。
另外，他还看见，车站里有两个人在那里捆一卷类似地毯的东西。代理人被暂时拘留，等待事实的澄清。
警察局决定，对罗切拉别墅再进行一次调查。队长发现，原来锁着的库棚现在已全部被打开，里面空空荡荡，散发出一股说不出的味道：类似糖烧糊的味或者说蓝桉树叶味。在检查顶楼时，分局长顺手打开了一盏灯，但队长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过它的开关。莱普利开始怀疑起他的上司来，并同弗朗佐教授谈了他的想法，后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第二天上午，队长坐在办公桌前，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分局长进了屋。他一言不发，开始擦起自己的手枪来。队长立即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他紧握手枪，手指按住扳机，随时准备开枪。
气氛是剑拔弩张。这一切均发生在一瞬间：分局长被子弹击中。司法部门和警察局领导层自然都情愿把这件事说成是一次事故。
神父克里科来到警察局，为分局长的遗体做祈祷仪式。
这位神父，也就是罗切拉托付他看管家园的神职人员。
神父走进警察局时，遇到了代理人。他同他打招呼，把他当成了本教区信友。代理人上了自己的车，离去。
但当他开出一段路后，他突然停了下来。他回忆他在车站里见到的情景，他认出了神父的面孔：他就是被他误认为是站长的那个人。他正想调转车头，开回去，但他立即打消了这一念头，继续往前开去。。
【鉴赏】：
莱奥纳多·夏夏(1921～1989)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揭露现实的政治色彩，尤其是他在六七十年代的创作，大多为侦探小说体，这就为当时盛行的政治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如着名导演罗西执导的《精彩的尸体》(1975)，改编自夏夏的小说《对抗》，佩特里执导的《各得其所》(1966)、《托多·莫多》(1976)等。《托多·莫多》是表现恐怖分子绑架意大利政界人士的。
尽管那时的政治电影有很大的局限性，模式也摆脱不了传统的政治电影结构，但它本身却蕴含着一种富有文化使命的电影新的潜在力量。这种电影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抨击了意大利社会政治的弊端，有的直接和政治事件挂钩，如罗西于1963年摄制的《控制城市的手》，即是根据发生在那波里的一宗地产投机丑闻改编的。作者在做了广泛的调查工作后，以纪实的手法，以富于激情的画面形象揭露了市政当局在投机分子面前的无能。另一种则是富有娱乐性的政治片，但有时情节简单化，人物漫画化。20年过后，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夏夏又成了电影工作者的改编对象，几部作品相继被搬上银幕，其主要特征仍表现为富有文化使命感，但作者在改编过程中，更为注重合理性和带有目的性。葛莱科的这部影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一个普通的故事》是一篇66页的中篇小说。作者在结构故事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情节的编织上，而对环境和人物没有过多的描写，有时，从心理剖析上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那也纯粹是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夏夏的作品一向以简明扼要，引人入胜着称，这篇小说则更为简练，是电影改编的理想作品。
如果从忠实于原作来讲，这是最好不过的一部影片了。
好像这是小说作者特意为电影构思的一个主题，作者在把它搬上银幕和使人物形象和环境具体化时，不必顾虑自己是否违反了原作精神，因为原小说叙事结构极为简洁，作者把与故事主线无关的枝叶都已删除，剩下的只是一个极易改编的故事框架。改编者在表现场景、环境和人物时，更用不着顾忌原作是如何描写的，只需按照电影的要求去叙事就行了。事实上，电影不只是叙事：电影在表现一个人活动的那一刻，表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在确切地点活动着的人，电影永远不会任意地在一个无关的情景里去表现一个人。正是这点，构成了电影的时代特征，电影涉及的社会问题越直接，这种时代特征也就表现得越突出。
但也正因为这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后，往往会使观众感到失望。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所描绘的一个那么富有生命力但却并不充实的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电影的充实的、过于逼真的表现不可避免地会在读者心灵里引起冲突，以致破坏了他对原作的享受。
葛莱科的影片避免了这点，影片中的外景、大楼、办公室、房屋、人物形象的表现都纯粹是为了故事的需要。因此，一方面影片既忠实于夏夏的原作(指故事情节和人物对白)又是自由改编的创作(指影片中的各种细节和导演处理)。
由于小说的作者竭力避免直接描写事件，而是以象征性的、抽象化的手法，对于社会病态现象只是作了比喻性的剖析，这就为改编解决了另一个难题，即由于影片所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而涉嫌对政治事件的干预。夏夏将非主要的情节全部删掉，甚至隐去了人名和地名(必要的除外)，也避免了直接提及黑手党及其走私毒品的活动。
夏夏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有力地揭露和剖析了，在一个政权势力同犯罪集团互相勾结的社会里，种种罪恶行径和邪恶势力之间的攻守同盟能够存在的原因。
影片保持了小说的风格，其手法几乎是抽象化的：故事的背景是西西里，但是一个寒冷的、冬季的西西里，内景则是普通的、日常的，外景也并无特色，不具有观光旅游的景致，是很容易用来表现寓言故事的。
演员的表演也是出色的。着名演员姜·玛利娅·沃龙台(许多政治片的主人公扮演者)扮演了弗朗佐教授。
配合他演出的是一批年轻的新演员，实践证明，他们不愧是沃龙台这位优秀演员的配角。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影片的改编者将弗朗佐教授这个在原小说中描写不多的人物，逐步发展成一个中心人物。
他对事物进行评论，成了作者——叙事者的另一个自我，他的表演对突出这一人物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简练的，嘲讽的语言成了观众理解事件的关键。
让我们看看原小说中的一段对白(影片中如实地引用了)，这是在弗朗佐教授主动到警察局作证时，共和国检察官在对他询问前的一段对白：
“检察官起身，迎接他的老教师。
‘我可以冒昧地向您提一个问题吗?……然后我再向您提一些别的问题……我的意大利文，您总是给我打三分，因为我那是抄来的，但有一次，您给了我五分，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次您是从一个更为聪明的作者那里抄来的。’
检察官笑了起来：‘意大利文，我的意大利文确是不行，但您看到了，我并不是一个窝囊废，我现在是共和国的检察官……!’
意大利文不光是意大利文：它在于推理，老教授说。
‘您的意大利文再糟点，也许您会爬得更高。
’
教授的话是尖刻的，检察官的脸变得苍白。接着，他对他进行了一场严厉的审问。”
夏夏对政权最高机构的抨击是尖锐的，导演忠实于原作，将这一点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这是击中意大利当今社会和政治要害的精彩一笔。在今天的意大利，尽管政界鼓吹用人要注重品德和才干，但占据重要位置和负责岗位的人却并不是根据他们的文化修养和专长而被选择的，相反，要得到工作，尤其是国家机构的工作，往往得托关系走后门。
其结果是，公共事业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许多机构陷于瘫痪状态中。
显然，这一切都是政治腐败，政界贪污受贿的结果。
地区共和国检察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他的愚蠢和无能。
在外交官被暗杀之后调查在进行时，他却要警察局长匆匆了结此案，将它归结于一次事故。他的这种表现正体现了意大利国家领导阶层的软弱无能。
他们身居高位，只知保护那些与他们有关的有势力的大人物，保护他们不正当的利益，因此，逐渐地，他们便脱离了人民，不能为人民伸张正义，行使国家权力，保护大众利益。共和国检察官的形象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的思想麻木了，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犯罪集团的工具，而且已陷入很深。
总之，影片像小说一样尖锐地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只不过影片比小说更为鲜明和直接。
。
《莱奥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