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头介绍】：
1976 彩色片 150分钟
波兰罗兹电影制片厂摄制
导演：安杰·瓦依达 编剧：阿列克桑德·斯齐博尔—雷尔斯基 摄影：爱德华·克罗辛斯基 主要演员：克雷斯蒂娜·杨达(饰阿格涅什卡) 耶日·拉德齐维洛维奇(饰马泰乌什·比尔库特)
本片获197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奖
【剧情简介】：
50年代初，青年农民马泰乌什·比尔库特志愿参加了复兴祖国的建设。
凭着农民的质朴、热情、勤奋劳动和认真学习，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泥瓦工、斯达哈诺夫突击手、全国优秀工作者，创造出优异成绩并被推选为建筑行业的代表，出席建筑会议和全国优秀工作者会议。为此，得到勋章，和波兰主席贝鲁特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观礼台上观礼，艺术家为他雕刻了一座大理石雕像，他的大幅肖像作为大家学习的模范人物被悬挂在工地突出的建筑物上，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
电焊女工汉卡热烈地追求他。
这个50年代劳动者的代表人物，70年代怎样了呢?女青年导演阿格涅什卡决心用这一题材拍成一部电影，取得毕业文凭。
阿格涅什卡看过一些50年代的新闻电影资料后，发现比尔库特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他的肖像很快地被取下，他的大理石雕像也不知去向。发生了什么事情?阿格涅什卡对这一题材的兴趣更浓了。
但是电视台编辑告诫她：“你想干的这件事困难重重，你要去揭开50年代的历史，这是个人们从未接触过的题材。”不言而喻，这个题材隐藏着某些不容揭示的内容，是禁区。然而阿格涅什卡却宣布：“正因为这个题材难度大，我才对它感兴趣!”
她开始四处奔波，搜集材料和采访接触过比尔库特的人，始终跟踪比尔库特的足迹行动。摄影师、录音师，甚至汽车司机都和她合作得很好，他们都很机敏，配合默契。在国立博物馆的不展出艺术品的储藏室里，终于发现比尔库特的那尊大理石雕像，它像废石头似的倒置在地。她把它作为创作的素材摄入镜头。
她从剪辑员给她看的纪录片《一个城市的诞生》和《他们在为我们造福》的片断中，看到画面上所呈现的那些比尔库特和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劳动镜头，诱发阿格涅什卡进一步深入了解造成比尔库特荣誉短暂现象的渴求。她带着摄影师、录音师采访制作了上述两部影片的导演布尔斯基。这位着名导演坦诚地向阿格涅什卡解释了当年像拍摄《一个城市的诞生》和《他们在为我们造福》这类“真实影片”的真实情况，那便是：镜头画面是经过刻意组织安排的。当时他找到了比尔库特这样一位能手，作为宣扬建设者的劳动热情和高效率的典型而拍了那些影片。
为拍那些影片支部书记约德拉曾供给比尔库特特殊的食品，说服他努力吃下去，以便达到一万卡路里的热量。并且组织了大量参观者，领导人也出场，还有乐队演奏，鼓舞情绪。还在波兰广播电台新闻报导节目中报导了现场盛况。并从城里特请来理发师为他们刮脸，约德拉甚至想让比尔库特打上领带。为防万一出现敌特破坏，还有秘密警察在旁监视参观者。
总之，那是一种可怕的弄虚作假。
比尔库特的好友、助手维泰克事前就说过：“我可不愿意让人家当作是耍把戏的。”而事实上比尔库特对这种弄虚作假也是很反感的。
但他仍满足了约德拉、布尔斯基和某些领导在内的要求，快速地砌砖。累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终于用8个小时的时间砌了30509块砖，创造了超额完成指标323%的高纪录。最后他拿着一块砖倒在墙边，他实在是筋疲力尽了。这可是个奇迹，却不是在有限时间内劳动所能达到的指标。
这个比尔库特实际上也不过是个为宣传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风云一时的英雄人物。正如布尔斯基所说，肖像第一天挂上，第二天取走，这是很自然的事。
阿格涅什卡仍执拗地要弄清楚这种解释之外而导致比尔库特销声匿迹的其他原因，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是位享受过殊荣的人。
她访问了曾长时间跟随比尔库特的秘密警察米哈拉克。
他不仅在比尔库特创造奇迹那天在现场，而且在那之后为使比尔库特继续保持英雄称号，时刻追随保护他。一次，比尔库特被邀去农村工地作高效表演，被突然递来的一块滚烫的砖烫伤了双手。对这件事维泰克认为，“你超过生产指标，人家就把你当敌人”。这一分析是合乎情理的。
可米哈拉克认定是维泰克干的。维泰克因手上生湿疹而戴了厚手套未发现那块热砖，这原也是合理的。但就因为他在法国被关过集中营，为此，怀疑他是特务，送进了保安处。比尔库特坚信维泰克是无辜的，他敲遍了所有有关政府机关的大门，上告到华沙内务部均无济于事。米哈拉克曾警告过他要和维泰克划清界线，不要插手他的事。比尔库特鄙视米哈拉克，根本不理他那一套。
于是他的巨型肖像被取下，他和妻子被赶出大楼，搬进木板房去居住。比尔库特痛苦至极，一次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偶遇几个吉卜赛乐师，乐师跟着他在街上走，一边奏泥工圆舞曲。后来他独自到保安处，用一块留作纪念的砖砸碎大门边的玻璃。
为此他被指控为组织了一个名叫“吉卜赛乐队”的恐怖主义小集团，并带领这个小集团袭击了治安机关。
阿格涅什卡又从1952年拍摄而被禁映的新闻片《背叛者受审》中，看到维泰克被指控在一个代号为“跳板”的破坏集团进行破坏活动，谋害优秀工人。比尔库特被指控在维泰克的破坏活动中犯有同谋罪。
在法庭上，在佐证维泰克有罪这一问题时，比尔库特的发言使法官狼狈不堪。他竟说：“庭长先生，我们两个组织的性质是相同的，都企图谋害优秀工人。当时我俩都是优秀工人。
因此我们认为明智的办法就是就地取材，不到远处去找，决定在自己人中间干这件事。
维泰克要谋害我，我要谋害他。”这简直荒唐，两个优秀工人是好朋友，参加了两个恐怖组织而互相谋害。但谁都明白，这是比尔库特反唇相讥的手段。他当庭宣布，他在预审时的证词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招供的”。
维泰克也拍案而起宣布“收回全部证词”。与保安处、法庭如此对抗，显然不会有好结果，他俩均被判刑入狱。
后来阿格涅什卡找到先前已恢复名誉的维泰克，得知比尔库特是在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后获释的，维泰克组织工人代表团热烈欢迎他。比尔库特却四处寻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汉卡这个不道德的女人，她也诬陷比尔库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后来改嫁给一个餐馆的经理，把儿子也送给了他人。
阿格涅什卡在编辑不再提供摄影机和胶片的情况下，仍不屈不挠地坚持要拍完这部影片。在剪辑员的帮助下，她从另一部从未放映过的影片中看到，哥穆尔卡被任命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表演说。在1956年波兰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偏差后，比尔库特抱着儿子亲自到家乡参加选举，履行公民的义务。
女导演到比尔库特工作过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去找他的儿子托姆丘克，想通过他找到比尔库特。
儿子说父亲已去世了。小比尔库特已成长为一个健壮的工人。
。【鉴赏】：
这部影片深刻地反映了50年代波兰的政治局势，是东欧第一部尖锐地控诉了所谓斯大林主义的影片，因而被称为“带有爆炸性”的现代题材影片。
导演安杰·瓦依达为了争取国家批准他拍摄《大理石人》这个敏感的题材，曾经过13年的等待和强烈的抗争。该片1977年2月在波兰公映，首映结束时，全体观众自发起立，唱起了波兰国歌。之后，电影票常常一抢而光，只能在黑市以比原价高10多倍的价格才能买到。几乎每个家庭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个月内，此片观众便有300万人次，是波兰70年代极具轰动效应的影片之一。它先后在意、英、美、法、西德等国上映，仅巴黎一地就连续放映达9个月之久。
《大理石人》具有朴实无华、讥讽明快的特点。在某些电影手段的运用上也自然而细致。
阿格涅什卡东奔西走搜寻资料和采访的过程，以及得到某种资料、采访某个人的顺序，便是打乱时空关系编织故事发展层次的顺序。
这种手段的运用在电影中虽属常见，但《大理石人》却运用得甚为自然，并逐步加强了悬念。在色彩运用上，历史回忆部分，使用黑白片，不仅为了提示观众对时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为了真实。50年代的“真实电影”《一个城市的诞生》《他们在为我们造福》等闪回部分用的黑白片，这本身就是历史的真实。
瓦依达所反映的50年代历史生活的真实，点燃了观众感情上的导火线，使之产生强烈的共鸣。比尔库特的遭遇，波兰人大概是不陌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复兴祖国的建设中，波兰人真诚忘我地劳动，涌现出大量的突击手。他们受到人民的尊敬，是正常的。
然而政府出于宣传的需要，却把这种真诚的劳动心态给扭曲了。人们从《大理石人》中再次看到了那时的“真实电影”及拍摄这些“真实电影”的全过程。
观众中的部分人当年曾看过这类电影，也许有人当时便对它有所微词，然而却未必敢公开说出。现在在银幕上再次看到这些电影及其摄制全过程，这些摄制过程他们过去未曾看到过，这就自然而然要引起对那个年代政府官员们种种弄虚作假行为的回忆和反思。记忆仓库的门一旦被打开，人们普遍地首先为那些弄虚作假者感到羞耻，当然也为他们自己当时被欺骗、被愚弄未能起而反对而内疚、自责。事情还不止于此，诚实、热情的比尔库特和维泰克的遭遇在其他波兰人身上也发生过，因而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这不能不引起波兰人的愤慨。
波兰人不仅被愚弄、被欺骗，而且被迫害、被摧残。他们被怀疑、被监视，为捏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入狱……如果不是1956年10月纠正了党的路线错误，不是斯大林时期的结束，比尔库特是不会得到释放的。
然而1956年10月以后波兰人的生活又怎样呢?释放后的比尔库特干什么呢?影片没有正面表现。只在结束时，原有这样一段描述：“阿格涅什卡到公墓里去寻找比尔库特的坟墓，可是白找了一场。由于在墓碑上找不到比尔库特这个名字，她只好在公墓的栅栏门上放了一束鲜花。”同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解说：“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骚动期间，比尔库特丧了命。人们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从此，大理石人就成了一个幽灵。”影片发行后不久，所有发行拷贝都把上述结尾的场景给剪掉了。这不能不引起波兰人的沉思，波兰人是懂得含蓄和暗示的。
安杰·瓦依达是蜚声国际影坛的导演，有的评论家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名导演之一。在50年代他和安杰·蒙克是“波兰学派”的代表人物。
瓦依达谈到他拍《大理石人》的目的时说：“拍这部影片是为了使对斯大林时代感兴趣的一代年轻人，了解和懂得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说谎，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一些老人做过他们年轻人从未听说过的可怕的事情。年轻一代缺乏50年代的知识，而正是50年代勾画了今天社会的面貌。
”《大理石人》揭示了历史真实面貌，让观众自己去对照面前的现实生活，两相印证，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发展脉络，认识现实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里并不排斥其在某一时期某种浪潮影响下，甚或使用某种流派的某些手法进行创作。
他紧紧地依据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无非在选材和典型刻画方面大胆和夸张些而已，而这种大胆和夸张是极有分寸的，没有流入荒诞无稽。
他不急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塞给观众，而是把浓缩了的生活形象一步步一层层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自己从感受中作出认识上的结论。《大理石人》的政治作用，来自导演让观众对生活的深入认识，摆脱了某些政治片的强硬宣传面貌和腔调。
《大理石人》在波兰电影史和世界电影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受到波兰人民普遍的欢迎和国际电影界普遍的注目。。
《大理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