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头介绍】：
1974 彩色片 90分钟
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
导演：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 编剧：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 阿·朱沙林 摄影：格奥尔基·列尔别格 主要演员：玛格丽特·捷列霍娃(饰母亲及娜塔丽娅) 伊戈尔·达尼里采夫(饰伊格纳特) 奥列格·扬科夫斯基(饰父亲)
【剧情简介】：
作者的家。
作者的儿子伊格纳特打开电视开关，看实况转播。荧光屏上出现了矫正科医生送口吃病人进行催眠治疗的一幕。病人在医生的帮助和诱导下终于清晰而响亮地说道：“我能够说话。”
这时，作者的回忆中出现了故乡的田野和母亲。
那条作者记忆中的小路，每年夏天在离作者战前住过的村子一千米处拐了个弯儿，弯弯曲曲地经过稠密的橡树林，一直伸向远方。母亲坐在栅栏的横杆上，她抽着烟，似乎在等待父亲。
孩子们也在等待父亲归来。“如果有人在那宽阔的灌木丛后面出现，并且从那边向房子这边走来，那就是父亲”，童年时的作者阿辽沙这样想，“如果他不往这边走，那他就不是父亲”。
小阿辽沙若有所思地回过头朝母亲那边看了看，走开了。杜尼娅婶婶把睡着了的妹妹玛丽娜抱起来。
母亲站在窗前哭泣。后来，她从五斗橱里拿出一个本子，翻阅了一下。
突然她被街上的喊叫声吸引了，从屋里走了出去，然后回来领孩子们。原来不远处的一座草棚着火了。这燃烧的草棚就这样深深地印入了作者的回忆。成年后的作者还不时回忆起母亲弯腰俯身在脸盆上，父亲用水罐向母亲头上倒水的和平宁静的生活的一幕。
就在1935年，干草房着火的那一年，父亲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作者的回忆中又出现了母亲在印刷厂工作时的一次遭遇。
清晨，母亲在街上跑着绕过一堵围墙。她匆忙跑进印刷厂，进入校对室，急着寻找昨天看过的一份大样，她心里掩藏着恐惧，担心她看过的校样上会出现可怕的错误，在那个时代，任何莫须有的罪名随时都可能落到头上……
童年时的村子，熊熊燃烧的草房又出现在作者眼前。
作者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他的前妻带着他俩的儿子伊格纳特来看望他。作者认为他的前妻娜塔丽娅很像他的母亲，而娜塔丽娅则认为，就因为这一点，他俩才分了手。作者觉得近来他与母亲彼此疏远了，他为此感到痛苦，但对这种状况却无能为力，而娜塔丽娅却同情母亲，认为在处理与母亲的关系方面，作者错了。
朋友们在作者家里做客，其中有几位西班牙人。话题涉及西班牙。
作者的思绪向着西班牙飘去。银幕上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的纪录镜头。
码头上，父母与孩子们告别，一个手里拿着布娃娃的女孩子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惊恐地转过身去。
伊格纳特在翻弄达·芬奇的画册。
后来他合上画册，站起来向着窗外凝视。
娜塔丽娅要走了，她吩咐伊格纳特别碰房间里的任何东西。
这时，在伊格纳特的幻觉中，出现了一间“空”房间，里面有两位妇女，其中一位穿着绿色天鹅绒连衣裙，坐在桌旁喝茶。她请伊格纳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本子，请他念其中的一段：“……如果谈到我们历史的微不足道，那么，十分真诚地说，我决然不能同意您的看法。难道您没有在俄罗斯当前的境况中找到某些能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惊叹的重要东西吗?……我以我的名誉起誓，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变换我的祖国，或者变换一段历史，除了我们祖先的历史，即上帝赐予我们的历史……”这是1836年10月19日普希金写给恰达耶夫的信。
电话铃声把伊格纳特从幻觉中唤醒。
这是作者(即伊格纳特的父亲)打回家来的电话。与儿子通过话后，作者的思绪又飞回到他那苦难的、充满战乱的童年。他似乎看见了他初恋时的长着棕红头发的小姑娘。
她的嘴唇总是有些干裂。
他仿佛看见那年冬天，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小姑娘拿着皮包从四年级学生操练的靶场旁走过。靶场上阿辽沙和同学们在操练。一个学生把手榴弹的弦拉开，把手榴弹扔到靶场上。军事教官扑过去抢手榴弹……教官艰难地沿着靶场的围墙走……棕红色头发的小姑娘笑着用手指触摸干裂的嘴唇。
银幕上再次出现军事纪录镜头：苏联军队横渡锡瓦什湾，礼炮的闪光，布拉格广场上坦克正在编队，战士们行进着，苏联士兵从坦克里向布拉格市民挥手致意。莫斯科的欢迎场面。
苏联新闻纪录片摄影师在柏林街头拍摄躺在地上的希特勒尸体。一名拄着双拐的老战士倚着战壕的墙哭泣。
原子弹爆炸。蘑菇状的原子弹烟柱……
现实中的记者正在和前妻娜塔丽娅谈话。
娜塔丽娅劝说作者处理好与母亲的关系：“……童年时代有过的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你不再是那样的，她也不再是那样的了……她不需要你任何东西，她只要你再变成个孩子，让她能够把你抱在手上，保护你……”
于是，作者的记忆又回到母亲为他们的童年含辛茹苦的情景。他仿佛又和母亲从莫斯科疏散到外地。
秋天，母亲带着孩子们到农村来找外祖母的老关系，想用首饰为孩子们换些口粮……作者的心中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酸楚，他再一次意识到母亲为了她自己的孩子把一生都葬送了。他怀着一种负罪感对娜塔丽娅说：“非常奇怪，我常常做同一个梦。这个梦似乎想迫使我必定回到我苦恋着的地方。那儿曾经有过我祖父的房子，40多年前我诞生在那里……每当我要走进去时，总有什么东西妨碍我……我常常做这个梦。
我已经对此习惯了……有时会发生一些事，我就不再梦见那所房子，还有我祖父房子周围的那些松树。
于是我就感到寂寞忧愁。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重见梦境。在梦中，我看见自己又变成一个孩子，重新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一切都在前面，一切都还有可能……”
现实中的作者躺在屏风后面的床上，他病了。
那位“穿绿色天鹅绒连衣裙”的妇女正在与医生谈有关作者的病况。
作者告诉那位妇女，他只希望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他又回到了童年，他似乎看见父亲和母亲并排躺在草地上，他似乎听见父亲在问母亲：“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他又似乎看见母亲把童年的阿辽沙和妹妹玛丽娜从那所房子那边带到田野上。远处，在田野那边，母亲站在那里。
云杉的枝条遮挡了离去的母子三人。
“嘿——嘿!!”作者仿佛听到了自己童年的心声。。【鉴赏】：
《镜子》在塔尔可夫斯基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阶段性意义。
该片被认为是苏联“作者电影”的典范。影片的主题与作者的回忆，作者母亲和其他亲人的命运，以及作者认为自己属于人类历史一部分的意识有着直接联系。
《镜子》的结构，尤其是时间结构，看起来很像一个万花筒。
筒中的五彩玻璃经过折光，变幻成花纹奇异的新组合，塔尔可夫斯基把现实和记忆中的零散片断集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犹如不同色彩、不同形状的玻璃片组成的镶嵌画。在《镜子》中，塔尔可夫斯基把历史的发展视为个人命运的变迁。影片的时间结构像一架由梦境、幻想和视觉组成的平稳运转的机器。
影片中那种基于联想原则的剪辑手段也是“作者电影”的本性所固有的。这种自由联想原则不是把事件按时间先后列成历史年表，而是使事件具有统一的历史性。
塔尔可夫斯基对于历史的兴趣不仅在于客观的、文献方面的意义，而且还因为它内在的、秘而不宣的意义。
《镜子》的作者——主人公——叙事者对这种内在意义的感受便是该片的主题。历史，在塔尔可夫斯基看来，既是“内在的”，也是“外部的”世界状况。它们在影片的主人公的感受和视觉里是同时发生和显现的。
这种视觉上的类同现象便是影片主人公对梦的感知。导演同时从两个视点来表现这种感知：做梦的“我”和梦中的“我”。一般在梦中，人对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感知不像人在头脑清醒的不眠状态那样融为一体，而是若即若离的。因此，历史的客观时间在《镜子》主人公的感受中又像个人存在的反射。
可以认为，《镜子》里的作者——主人公——叙事者是塔尔可夫斯基的第二个“我”，是他个人的特殊“印记”，是作者对时代感受的一种“转化”。主人公把对历史时间中的反常现象的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战争，斯大林个人崇拜，核战争的威胁——表现为他本人在精神上承受的痛苦。因此，影片的风格近似于启示录的揭示与启迪。
在《镜子》里，导演把母亲比作大自然。大自然，这是母体中诞生生命的因素，是人类的母亲。塔尔可夫斯基认为，母亲是永生的，母亲意味着瞬间与永恒。因此，他在影片中以母亲形象强调历史文化的传统与继承。
塔尔可夫斯基始终把苏联俄罗斯女诗人阿赫马托娃视为自己诗学上和精神上的母亲。
《镜子》中作者的儿子伊格纳特在他父亲家中的“空”房间里见到的那位穿绿色天鹅绒连衣裙的女人酷似女诗人阿赫马托娃。这一形象对于导演来说，是一个具体的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和发展者。
“……她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传统与我们当代的孩子联系起来。这似乎像一条总路线，它意味着文化根源的一统。
这个女人，是一个把扯断了的时间线连结在一起的人……”导演是这样解释这一形象的内涵的。当这个女人要求伊格纳特朗读普希金给恰达耶夫的那封信时，画外响起了塔尔可夫斯基的父亲、苏联着名诗人阿尔谢尼·塔尔可夫斯基的声音。
于是，父亲的诗行和精神母亲的形象把历史时间、艺术时间和文化传统串连起来，在儿子心中形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母亲的精神形象。
《镜子》呈现的是一个构建在联想上的奇异的精神世界。
要进入这个世界很不容易，然而凡是进入其中的人，必定能找到极为丰富的情感与形象。
苏联电影界把塔尔可夫斯基的创作活动誉为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作者电影”的顶峰。
着名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称塔尔可夫斯基为“开创电影新语言的大师”。
塔尔可夫斯基是世界电影进程中各阶段和各民族的杰出艺术家之一。
他的电影是对发生在全人类范围内的精神变化的一种特殊反响。塔尔可夫斯基的创作活动不仅是当代苏联文艺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且在世界电影发展的现阶段具有代表性。。
《镜子》